目前，“三公”消费与预算公开非常受关注，跟最近的新闻有关，如中石化的天价茅台酒事件，上海卢湾区红十字会的豪华晚餐事件，科技部“三费”预算的公开，等等。“三公”消费和预算公开已经从政府的公共事务变成了民间的热议话题。

预算公开路线图

　　预算公开话题不是这几年才有的。2000年，河南焦作就已经开始探索包括预算提交和公开的改革，2008年又扩大和加深了预算公开的范围和程度。2005年，浙江温岭试点“民主恳谈”，后来“恳谈”深化到预算；2006年，温岭的人大代表和公民都可以拿到它所有的预算，包括接待费，我给它取名叫“预算民主恳谈”。另外，湖北于2006年开始公开财政编制和政务。这些都是早期的预算公开的探索…[详细]

“三公”消费难题攻坚

　　今年开始出现 “三公”消费（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和公费旅游）的公开。其实，所谓“三公”消费的概念并不准确，“三公”消费是不可能印在预算里面的，实际上它另有名字，是已经发生的费用，比如出国（境）经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等。“三公”消费变成一个恶劣的问题，与社会大背景有关。一是民众对“三公”消费意见很大，预算改革也到了一个攻坚的阶段，比如公车改革，到现在一直没有改成功；二是中国的公民社会正在形成，媒体和民众施加了更多压力，比如去年有一个“专拍哥”， 三个多月的时间在网络上曝光1000多张公车私用的照片…[详细]

财政国家转型

　　我们真正要注意观察的是预算公开的前景会怎样，能不能走下去，是不是公开一下就无声无息了，什么作用都没有，以后又故态萌发了。毫无疑问，现在从公开的预算来看，问题很多，阻力也很大，但是，预算公开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要判断预算公开前景如何，要先回答这些问题：为什么会出现预算公开的社会要求？为什么政府会从拒绝公开到被动公开到主动公开？从根本上讲，预算公开的大背景是中国的财政国家转型。这30多年来中国在积极转型的同时，也是在发生着一轮非常重要的财政国家转型…[详细]

以预算民主约束权力

　　预算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与问责有关。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其权力的使用对人民负责，所以，政治问责只有和财政问责联系起来，才具有实质性内容。我参加过一些问责讨论，讨论了半天，都不谈钱，这是很奇怪的。问责有三个基本要素：一个是信息，二是自己辩护或者解释，第三个是强制措施。没有信息，就不可能谈问责。最重要的信息是政府活动的信息，只有我们把它拿到手以后，我们才可以问政府这件事该不该做、做这件事该不该花这么多钱。这样，才可能建立起一个真正有意义的关于政策和政治上的对话，就是我来咨询、质疑和问责，你来回答、解释和辩护，就形成一个政策对话、政治对话。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如果觉得这是不该政府干的、不准干，那就惩罚。只有在财政收支信息公开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真正具有实质内容的政治或者政策对话，才能约束权力的使用…[详细]

　　政府财政预算古已有之，我国周朝的“九赋九式”制度，就是一种收支平衡、量入为出的财政计划，体现了早期政府预算的雏形。古今中外历代统治者都知道财政和国库的重要性，都知道“钱袋子”就是命根子，都知道管好“钱袋子”是关系到政权安危的大事。

　　政权的不同性质决定了政府预算的不同性质、功能和目的。现代民主法治政府预算的根本特点就是，政府预算从单纯的政府管理工具转变为人民管理政府的工具。也就是说，预算的收入来自人民，预算的支出用于人民，人民有权掌握和控制政府的预算。

　　现代政府必须是受人民控制的法治政府。政府固然具有管理社会的职责，而且必须对社会实行善治，但首先政府要管理好自己；而政府要管好自己，仅仅靠政府自律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加强对政府的外部控制。因此，法治型政府除了由法律产生，还必须对法律负责、受法律控制、依法律善治，法治政府必然是问责型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