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根本不是一场革命,”说到这里,她收起了素日的俏皮,“我不相信这是埃及民主化的序幕。”去年结束了社会人类学的硕士论文,就像很多揣有理想走在路上的年轻人一样,她挥别安逸的瑞士,接下一个没多大乐趣的使馆职位,搬到开罗;只为厕身“阿拉伯之春”的日常光阴,每天行走、张望、叙录,准备为尘埃未定的埃及写一本书。
这是我在埃及听到的最悲观的论调。她的论据不无道理:在埃及,文盲与识字人的比例接近4∶1,尤其在农村地区。离开开罗南下几十公里,可以呼吸到略为干净的空气,然而那些正与贫瘠土地讨要干瘦橘子的埃及农人,如何能从生计中抬起头来接过选票?他们的目光如何穿越纠缠在解放广场的各派权力,清算出这个国家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