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第60辑的出版,恰逢10周年。过去10年,《比较》始终努力地企图搭建一个经济学专业的交流平台,“以比较传递思想、理念和智识”作为我们的宗旨。浏览和翻阅过往的《比较》会生出许多感慨。“前沿”栏目一直跟踪发表世界级学者前瞻性的研究成果和文献,特别的是,《比较》是国内唯一刊登2001年以来各位诺奖得主的颁奖演讲稿,且获得诺贝尔奖委员会授权的出版物;十年前,在安然危机爆发时,我们第一时间介绍了国内外学者对危机的剖析和解读;在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后,我们又迅速跟踪经济学界、政策界、金融业界对危机的讨论、反思,对金融监管体制的探讨,对美国新金融监管方案的解读,作者既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有监管机构的高层;“法和经济学”栏目发表了大量该领域的研究文献,如公司治理、法和金融等等;“比较制度分析”和“比较之窗”刊发的诸多文章,则关注制度问题和各国的政策实践,特别是有针对性的涉及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政府与市场的角色,转型中的改革顺序选择等;“专题”栏目集中提供了经济学家们对不同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分析与见解,如媒体、社保、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等。经济学常常被批评“有帝国主义倾向”。但这样的批评,某种程度上恰恰反映了轻视甚或敌视专业主义的倾向。改革经常是在“循环往复”中前行或退缩,实践远远没有从经济学提供的理论框架和基准中汲取充分的养料,虽然经济学家的许多预言都一一得到了验证,然而经济学提供的很多认识和见解,却没有被现实的政策实践所接纳。无论是我们过去的成功改革经验,还是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都表明,严谨一致的经济学理论分析是一个发展中的、转型中的国家有利且强大的政策工具,它能让我们看到问题的关键所在,并提供前瞻性、预见性和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