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民间抗争化作“减压阀”

　　中国近些年的民间抗争（本文所说“抗争”是一个严谨的社会学概念，不带有日常语境中的政治意味）为何屡屡陷入官民冲突的怪圈？一些学者和媒体人会从公民社会发达与否来解释，认为沿海城市的公民社会较为发达，抗议处理更容易走向理性协商。笔者认为，这种解释避重就轻，忽视了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

　　首先，公民社会的概念不论在国际还是国内都存在分歧，是个很难量化的对象。当然，量化的尝试也有，最著名的是莱斯利·萨拉蒙的全球公民社会指数，它涵盖非营利部门的规模、可持续性、影响力三个一级指标，在此基础上引申出14个二级指标。然而遗憾的是，萨拉蒙所做的只是国别分析，且暂未将中国纳入其中。其次，就整体的文化价值观而言，地区间的总体差距正在缩小。互联网的赋权作用保证了至少在信息的获取上，经济不发达地区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能够接收到和经济发达地区一样的资讯。最后，公民社会是个静态的概念，不适用于动态的过程分析。大量的实证研究已经证实，浅层的社会网络和策略使用比深层的公民文化更具有直接决定行动成败的意义。文化的视角当然不能抛弃，但这是一个宏观和长期的变化，套用在微观和短期的分析上不太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