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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封面专题以反思“文革”为主题。几位有影响的历史学家和法学家,以自己的切身体会,结合当下的现实,就如何防止“文革”悲剧重演阐述了各自的看法。 “文化大革命”(1966年-1976年),被称作“十年浩劫”。人们对这场运动的思考和批判,从未停止过。就执政党而言,对“文革”惨剧的反思所取得的思想和政治成就,最集中地体现在两份历史文件中,一份是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另一份是1982年颁布的宪法。去年,是历史决议通过30周年,《中国改革》2011年第11期以较大篇幅载文予以纪念。今年则是八二宪法通过30周年,本刊专门约请著名宪法学家郭道晖先生撰写了纪念文章,并以此向为我国法治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学者致敬。[详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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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时,多次提到仍需反思“文革”。 他谈到,“文革”的遗毒并未完全肃清,因此,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后,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详细] |
可以说,四十余年前,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那场历时十年之久的“文革”是民族的巨大创伤,至今仍未“痊愈”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决议”以“两个切割”维护毛泽东,为减少执政党内和社会上的争论分歧的确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当时光流逝,原来被掩盖的问题开始显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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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社会现实问题越来越严峻时,失忆使“文革”很容易成为一些人解决现实问题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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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注定将成为一个不平静的年份。中国公众对腐败和社会分配不公的愤懑情绪,有太多的能量蓄势待发。未来会不会出现 “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内乱?能否通过有序的政治体制改革,避免无序的暴力革命?一直是人们所关心的问题…[详细] | |||
02 “文革”的基因分析 03 当下的纠结 |
04 “文革基因”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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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过去36年了。那不仅是中国当代历史的一场悲剧,也是20世纪人类历史的一场悲剧。然而,近些年来,在人们对那场悲剧记忆犹新、铭心刻骨的同时,一些地方重现类“文革”现象,有人甚至发出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的言论,以至于人们顿生疑惑:悲剧真的会重演吗? 偌大中国社会,芸芸众生中有人企图重蹈覆辙、卷土重来,不足为怪。问题在于,如果背离大多数人的意志,某些人的“文革”主张会不会成为现实?坦率地说,这并不是一个杞人忧天的问题 …[详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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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制度弊端是“文革”发生的根本原因 | 01 惟有政改才可解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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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全国人大通过和颁布了一部新的宪法,简称八二宪法。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又陆续通过四次宪法修正案,现行宪法一直是这部八二宪法。这部宪法从制定至今年正好是30周年。 1982年为修改宪法,全国人大特别成立了宪法修改委员会。当时,我正在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工作,担任宪法修改委员会的会议秘书,亲身体验了制定过程。 八二宪法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四部宪法。它是在五四宪法成果基础上,扬弃和否定七五宪法、七八宪法的糟粕,作了大量修改、补充的版本,是四部宪法中比较好的一部宪法。我印象最深的是,它总结了此前的治国教训,特别是汲取“文革”违宪毁宪的教训,是为防止“文革”重演而制定的,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针对性…[详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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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苍黄八十载。它呈现的是一段跌宕起伏的中国历史;呈现的是一个普通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历程。 战火纷飞中颠沛流离的少年时代;热血投身革命事业的青年时代;在一次又一次“运动”与“斗争”中饱尝辛酸的中年时代;年届50毅然投身法学,大胆突破禁区,不断提出创新理论,为提升“幼稚”的中国法学水平,廓清蒙昧的法治观念而大胆立言。 敢说真话,敢说朴素的真理,一头白发的郭道晖在法学界始终硬骨铮铮,也正因此,他与江平、李步云并称为中国“法治三老”。 如今,84岁的郭道晖更加活跃于公共知识领域,执着地同那些法学谬论抗争,以人民权利积极倡导者、宪政理念鼎力推进者之姿态立于中国当今思想界。 2012年早春,财新《中国改革》记者走进郭道晖的书斋,仔细聆听他的人生故事,感受其间云谲波诡的历史沉浮,纵目法学风云…[详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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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中国改革》:中国法学界、法律界一直是“极左”的重灾区,经受过比其他学界更多的折腾与磨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也有一场大风潮席卷而来? 郭道晖:1989年2月,我从中国法学会研究部主任岗位上离休,返聘担任《中国法学》编委会副主任,不久,接任总编一职。
财新《中国改革》:作为一个有全国乃至国际影响的刊物,此时你们的立场与观点至关重要。你们如何把握了舆论的导向? 郭道晖:我们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恰当估计中国法学界的思想动向与情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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