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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 封面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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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多年来,中国改革取得了卓著成就,也面临着诸多政治、社会问题。一方面,公众对深入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但对如何推进改革存在争议;另一方面,一些改革举措因遇到既得利益者的阻碍而难以推进,甚至有一些举措,以改革之名,行损害民众利益之实。

  今年是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当年那句“谁不改革谁下台”提出了以改革的历史自觉。中国今日成就主要是那一轮改革所结余的红利。

  当下,改革面临的局面比20年前更为复杂,如何才能够继续深入改革,谋取民众利益的最大化?本刊特约学者张维迎就相关问题进行深入剖析,以飨读者。[详细]

——编者

  

改革与改革家

 

  2012年8月9日下午,首期财新《中国改革》读书会在北京城市规划展览馆举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张维迎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了读书会。

  张维迎围绕“中国改革的全景和路径”这一话题,阐述了自己的最新思考,回答了与会者的提问。他还向《中国改革》的读者推荐了五本书。

  财新《中国改革》执行总编辑张剑荆主持了这次读书会,并作为对话嘉宾,与张维迎交流见解…[详细]

  主持人:中国各级政府在改革方面做了很多探索,出台了很多惠民政策。但我们也注意到,围绕改革的争论还是比较多,老百姓对一些部门和领域的改革,还有意见。你觉得这是什么原因,是改革的步子太快还是老百姓的要求太高?

  张维迎:首先问候大家一下,《中国改革》杂志可以说是当年体改委留下的一份遗产,希望以后越办越好。

  刚才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讲,也许十多年前是对改革不满,但现在我理解更多的是对不改革不满,正是因为改革在一些领域逐步停滞甚至出现倒退,使老百姓产生了不满情绪。

  主要问题出在,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式上存在问题,在满足老百姓需求的方式上有问题…[详细]

 

  主持人:2004年是一个转折点。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分量有了显著的提高,人们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同时,围绕改革的争论也多了起来。你在刚出版的新书《什么改变中国》中用了很大篇幅描述改革的进退得失。前面我们提到人们对一些部门和领域改革倒退有意见,请你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象?

  张维迎:从2004年开始,在很多领域出现了新情况,这包括我们一般讲的所谓“国进民退”,还有政府出台的倾斜的产业政策,政府对企业进入一些领域的管制。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大幅度提高政府的投资比例和国有企业的投资比例,有一些地方,比如山西,煤炭行业实行了国有化…[详细]

  主持人:我知道你对凯恩斯主义是有看法的。但凯恩斯有一本书,叫《预言与劝说》,比较恰当地描述了经济学家承担的社会角色,经济学家要不断地对未来做出预测,要劝说政府、劝说老百姓。首先,假设下面坐的都是老百姓,你如何劝说他们支持改革?

  张维迎:首先一点,我们所有人都应该认识到,财富只能来自生产、只能来自创造,而不可能来自分配。如果我们按照市场的逻辑,我们每个人去追求幸福,那你就必须给别人创造价值。

  我们每个人有这个理念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脑子里总想着怎么去再分配,最后我们就会要求政府给我们一种再分配的方式,而政府怎么能做到再分配呢?一定是靠权力集中…[详细]

  2012年8月9日下午,首期财新《中国改革》读书会在北京城市规划展览馆举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张维迎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了读书会。

  主持人:所以你一直都在呼吁按市场的逻辑而不是其他逻辑办事。

  张维迎:有什么样的理念,就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提到“仇富”心态,为什么大家不仇视李彦宏、马化腾?“仇富”里面有一部分因素是来自我们的体制导致的不公平,也就是有人用大家不认可的致富方式来致富…[详细]

 

  主持人:一个网友听说了这个读书会,委托我向你提一个问题:你曾经说过,上世纪80年代,是理念压倒了利益,而现在则是利益压倒了理念。他想请你解释一下。另外,刚才你劝说老百姓要支持改革,现在请你再劝说一下利益集团,如何说服他们支持改革、推动改革?

  张维迎:劝说利益集团是比较难的,不是我的能力能达到的。大家不要以为利益集团现在才有,不要以为阻碍改革的力量现在才有,“文革”结束后刚开始推行改革的时候,阻力也很大。但为什么改革能推进呢?因为有邓小平、胡耀邦这样有坚定改革理念的人,这些人的理念战胜了一个个阻力。这跟领导力有很大关系…[详细]

 

  主持人:最后,我想让维迎教授谈一谈,未来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哪里?要是从经济学角度排个序的话,你怎么排?

  张维迎:经济改革走到今天,还有没有改革的空间?还有。但是,这个空间已经不像原来那么大了,已经不像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那样大了…[详细]


  

推荐理由:

  哈佛大学傅高义教授的《邓小平时代》,资料非常丰富,作为一个外国人,较少受意识形态和先入为主的影响,特别值得看的是,邓小平在“文革”结束重新复出后怎么领导这个国家,一直到他1992年“南方谈话”。“南方谈话”中多次讲到,谁不改革谁下台!这句话对1992年之后的改革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杨继绳写的《邓小平时代》,侧重在上世纪90年代保守势力与改革力量的博弈,上面和下面的互动。作为记者,他提供了很多鲜活的事实。

  金观涛的《观念史研究》,研究了100多年以来中国各种观念的变化,特别契合刚才讲的,观念变了以后社会也会变。    

  托克维尔的两本书,一本是《论美国的民主》,他对美国民主制度叙述最准确、最经典。从这本书中大家可以看到,民主的建立涉及每个人的观念,个人自治、地方自治、法治文化等。他另外一本书是《旧制度与大革命》,分析法国大革命的原因与后果。这场大革命发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知识分子把“平等”放在自由之前,这个平等又类似于平均主义,而英国人是把自由放在平等之前。平等跟自由有点不一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应该的,但如果把这种平等放在自由之前就很容易形成专制,包括拿破仑当皇帝。这样的教训太多太多了。

  我认为,现在我们应该读一些西方100多年前、200年前的书,因为他们当时面临的很多社会问题跟我们今天非常类似。所以,我建议大家看看启蒙运动时候西方的这些著作。[详细]


张维迎答问

  问一:您刚才谈到观念对改革的重要性。我们知道,观念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教育,您以前在北大主持过一些改革。请问,什么样的中国教育才能跟中国的改革相配?

  张维迎:我对教育的改革总体上是比较失望的,当然,这与这个国家气质的变化有关,大环境会影响到每个部门。教育的“官本位”或者“行政化”的速度,不仅没有降低,而且还在提高。我们对教育的投资越来越多,今年要占到GDP的4%,大家认为办“世界一流大学”、改进教育,好像有钱就行了,这完全是错的。

  如果我们的教育体制不能变革,大学钱越多反而越坏事。教育经费,包括科研经费,导致各种腐败,比如有些部门,你申请一个项目,可以给你,但是如果你不能够留下20%-30%的回扣,那他就给别人了。还有很多其他的腐败。

 

  问二:我是一名小公务员。就我所接触的实际来看,我觉得政府自身改革的动力不是很足,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张维迎:这也不是新问题,老问题了。上世纪80年代,改革就是两头热、中间冷。所谓中间冷是什么意思?就是官僚,两头热就是老百姓热,还有谁热?最高领导人热。怎么解决这问题?我觉得还是向邓小平学习吧。    

  我的意思是说,好多改革的阻力,不是说大家没有办法越过的,尤其在中国现在这个体制下,如果真正有魄力,许多事我相信还是能够做的。主要还是看领导人有没有这样的决心。

 

  问三: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一些成就,你觉得下一步应该怎么改革?

  张维迎:我还想讲一个观点,自由是第一位的,因为自由意味着尊重每个人的权利,包括他的个人行动的权利、追求幸福的权利、追求他的财产安全的权利,如果大家形成基本共识的话,民主才是一个好东西;如果我们没有这方面的共识,民主就可能变成民粹,甚至可能变成灾难。

  很多人以为说民主就是多数人投票,这不完全对。多数人投票把你杀了行吗?不能杀,好多事是不能靠投票解决的,我们不能说投票把一处私宅给大家分了,那是不可以的。只有大家建立起了自由的信念之后,我们在行使民主权利的时候才不会出现滥用。

  国外的经验是,民主制度最大的挑战就是暴民政治,美国制度的设计总是要防止暴民政治。如果民主制度不能和精英治理很好地结合起来,如果民主不是建立在自由、人权的基础上,我觉得很危险。这也就是我说,为什么要法治先行。

  另外,我们还要看到,任何人类社会稳定的变革都是个持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得有足够的耐心。中国很多历史错误就在于我们缺少足够的耐心。好比说辛亥革命刚刚搞完,还没有几年就觉得失败了,就要找新的道路。现在看,那不能叫失败啊。美国、英国的民主,都有个过程,都要打打闹闹。我们要学会妥协、学会沟通,最后形成共识。

  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好多曲折,如果我们理想化,我们就会不断地重复错误。就像一个孩子去学体育,第一次没拿到金牌,你爸说“完蛋了你不适合学体育”,那他永远不会拿到金牌。我们只有持之以恒地往前走,最后才不至于反反复复瞎折腾。

 

  问四:你呼唤强有力的改革家。是不是需要外部强大的动力来推动改革?

  张维迎:首先,大家不要误解,我们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制度,在这个制度下不依赖某一个圣人,我们老百姓都可以生活得很好,社会可以不断地发展。但是,你必须承认,建立这个制度的过程,权威和领导力相当重要。

  我希望未来是个凡人的世界,但建立这个世界的过程中需要伟大的领导力,意味着他要有很强的理念,并且还要有坚强的意志推行这种理念,他还要有一些技巧克服那些阻力,就是怎么样让理念战胜利益。这些人是比较稀有的。

 

  问五:你怎么看待西方国家?

  张维迎:我们的牛、羊、青铜器就是西方来的,几千年前,我们吃的西红柿、小麦都是西方来的,人类的进步就是来自不同的民族、不同地区的人相互学习的过程,如果原来西方进来的东西抽掉以后,我们今天能坐在这儿吗?不可能,我们不是原始状态也是过去那样最贫困落后的状态。

  走对路以后,社会自然按规律运行,就像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我们不断地往前走。改革一开始就搞“包产到户”,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文件明确说不允许搞“包产到户”。我们为什么搞市场经济?因为人类没那么聪明,如果人类聪明到什么东西都知道就不用市场经济了。

  邓小平讲的“摸着石头过河”,我觉得所有的改革都是脱离不了的,邓小平脑子里有他的基本判断,但他能写出一个改革的规划来吗?写不出来。后来成立了一个体改委,办《中国改革》杂志,都是慢慢摸索出来的。

 

  问六:我现在还是本科生。你提出:对目前的中国来说,事实上创造新财富比财富分配更重要,我的疑问是,如果政府不把现在的力气花在改革现有的财富分配体制上,那么事实上他就是在巩固现有的财富分配体制。这样,如果我们创造了新的财富依然按照原有的分配路径分配的话,怎么推动大家的财富创造呢?你刚才说改革需要强有力领导的观点,跟现在政府权力要受到限制似乎是一个悖论。我们真的没有其他的路径推进改革吗?

  张维迎:从某种意义上讲,财富的分配和创造其实是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国家有时候创造财富的动力不足?就是因为它的分配方式有问题。一个好的分配方式一定是在财富创造之后大家都能得到公平的一份,而事实上目前来讲最有效就是这种办法。一种产品出来了,消费者得到好处、生产厂家得到好处,生产厂家要得到好处一定要使他的工人有积极性干好活,一定得有人愿意出钱投资。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有一部分人得到更多,这就是资源最稀缺的人。拍电影谁得到的最多?葛优这种人得到的最多,因为他这种人稀缺。

  企业家有能力、有冒险精神,最后拿得多,有时候可能也有运气,这个你必须承认。如果有个好的社会体制,发财致富都是建立在这个好的基础上。所以,我们要找到一种正确的分配方式,让大家有积极性把蛋糕做大。如果我们过去的分配方式不更改,蛋糕就很难做大。

  有没有其他改革方式?我自己还真想不出来其他改革方式。你还在上大学,希望你未来能想出来更好的方式。

 

  问七:刚才提到财富分配的问题。现在两极分化非常非常严重,有点儿所谓的阶层固化,很多底层的老百姓已经看不到能够进入上层的空间和机会了,根据你说的效率和公平的问题,你强调效率,但我觉得现在公平这个问题也不能忽视。

  张维迎:首先你别误解,我强调市场不是强调效率,我觉得只有市场才会有真正公平,就像体育比赛,跑得快的拿冠军,跑最后一名也拿冠军,这显然不公平,真正的公平是跑得最快的拿金牌,第二名拿银牌。所以,市场经济才能保证真正的公平,我们现在之所以不公平就是因为特权太多,有些人不跑就能拿金牌。为什么有人感到绝望?因为有一部分机会不向我们开放,只向别人开放,拿到这机会的人就赚很多钱,所以两极分化关键是这部分的问题。

  真正公平竞争的市场,财富有差距,但不会出现太严重的两极分化。我们知道市场总会变化,你今天可能是老大,明天可能破产,这样的事儿太多了。我们过去几十年这方面本来有显著进步,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都是弱势群体,他们为什么做生意呢?因为政府去不了,只有当个体户。所以,这个问题应该这么看更好一些。

 

  问八:你强调了法治建设的重要,你觉得资本市场最欠缺什么?

  张维迎:法治建设不是政府怎么管老百姓,法治建设是要规则透明、公平,法律面前没有特权。中国资本市场之所以没有建成法治,就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审批,上市专门搞一个发审委,证监会审批,这可能有问题。规定只有几年赚钱才能上市,凭什么我不赚钱就不能上市?我之所以上市是要用钱嘛,以后能赚钱但现在赚不了钱才要融资嘛。我们就是靠政府这种强行规定,反倒大家不太重视声誉,投资买股票的人,大家都不看基本面,都不认真去选择,这恰恰不是一个法治的市场。

 

  问九:中国改革的路径,最理想的是什么?

  张维迎:简单地说,法治、民主和自由,人类大同嘛,现在都在往那方面走。我们应该怎么走?就像李宁公司原来的广告词一样,“一切皆有可能”。[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