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体外循环圈没有被打破,层出不穷、永无止境的信访和叠床架屋的互相监督就会把现代国家治理的各种合理形式溶解于无形,审判独立和检察独立就难以真正推动
我国预算程序出现了明显的三重异化:黑箱化、碎片化、矮化(计算化),导致预算制度功能逐步削弱。只有致力于通过矫正异化提升治理,预算改革才能走上正轨
要让一线的管理者和执法者,真正拥有有效解决问题的权力和责任。未来大部门制改革要成功,不仅要有集中和分散,也要考虑有效的自主治理
医疗损害鉴定应当细化分工为损害事实鉴定、因果关系鉴定和医疗过错鉴定,前二者的鉴定人应当由法医师担任,后者的鉴定人应当由临床医师担任
希望2014年挤去网络舆论的泡沫,让激越者回归主流,让躁进者重拾从容
标准化和通俗化应成为预算报告改革的两个基本方向。中国的差距相当大,须急起直追
民众对政府最不满意之处,并不是“民主体制”付诸阙如,也不是“民生”不充裕,恰恰是社会不公正
需要顶层设计,离不开透明度和企业家的推动
目前我国刑法对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的保护仍然是不平等的,重点保护公有财产的思维还很明显
实行司法机关人财物省级统管的深远意义不容置疑,但面临两方面问题:一是宪法和法律的障碍问题;二是司法机关人财物管理权滥用和腐败风险的控制问题
司法改革的关键,是实现党对政法工作领导方式的重大转变
科学认识地方立法的特点,把握地方立法的规律,完善选题立项、调研起草、论证审议等立法程序和制度
确保个案公正,就是要确保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以法律为准绳,让法官独立办案
强调保密的行政文化、制度安排,保障知情权落实的司法救济等等制度,并没有在实践中得到关键性突破
将包含《反垄断法》在内的竞争政策上升到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顶层设计的高度,是重中之重
反垄断仍存在障碍:法律规定过于原则,缺乏集团诉讼及惩罚性赔偿,诉讼证据规则给民事诉讼带来巨大的阻碍
治理是达到善治和良政的关键,也是目前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和民主政治发展的转折点
一个有活力、有理性的舆论场,一个有弹性、有法度的体制,是深化改革的基本保障
类似王林这样的大师在中国频频出现,不但制造了个体一时成功的案例,更加编织了不同层次的社会网络,形成了小范围的政治生态,替代了由书面法律规章等构成的正式制度
实现中央与地方事权关系法治化,不仅仅要靠立法,还需要借助系统性的外部制度环境支持
希望当今中国领导人能够继承邓小平的遗产,更大胆、更具智慧地搞改革
调查显示,补偿不足是导致征地满意度低的首因;征地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源于程序不完善和方式粗放
希望能够把立法和执法相分离,发挥人大的作用
既要确立纳税人为自主申报纳税的主体,具有与税务机关同等重要的法律地位,又要规定增加纳税人权利的具体内容
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涉及对公共服务的进一步分类,和根据不同类型的公共服务确定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