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
人类精子库,从“成都的”到“上海的”,纷纷扬扬,一年有余,算是以今年3月5日卫生部发布的8月1日开始生效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才有了行为依据。但是,这两个“办法”仅仅是权宜之计而已。中国人从哪里可以获得这一重大实践问题的伦理学、道德哲学和宗教的指导呢?而且,如果缺少这些理论和政策基础的铺垫,我们就不禁要询问:这两个“办法”的道德合法性在哪里呢?好在中国社会一半现代化了,另一半依然“传统”;学者们尽管询问,政策执行者们却无须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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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精子库,从“成都的”到“上海的”,纷纷扬扬,一年有余,算是以今年3月5日卫生部发布的8月1日开始生效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才有了行为依据。但是,这两个“办法”仅仅是权宜之计而已。中国人从哪里可以获得这一重大实践问题的伦理学、道德哲学和宗教的指导呢?而且,如果缺少这些理论和政策基础的铺垫,我们就不禁要询问:这两个“办法”的道德合法性在哪里呢?好在中国社会一半现代化了,另一半依然“传统”;学者们尽管询问,政策执行者们却无须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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