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变迁与社会转型

　　丁建峰

　　关于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严复1895年在天津《直报》上发表文章说，是“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或者用李鸿章的说法，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变局”。往日的“中央之国”变成了“东亚病夫”，这一冲击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自然是巨大的。

　　国难频仍、八方风雨之际，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上开始了“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李泽厚），开始了“政治、经济、文化的三重转型”（汪丁丁）。而这变奏与转型所指向的，乃是经由“历史三峡”的惊涛骇浪，开出一个文明富强的现代社会来。毫无疑问，类似于赫伯特金迪斯所谓“基因与文化的共生演化”，这意味着“知识与制度的双重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