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
1926年9月18日,主持《晨报》副刊的徐志摩收到署名“张象鼎”写于当天的一份信稿,稿子的内容引起徐志摩的注意,他漏夜不眠捉笔回应。次日,张象鼎、徐志摩两稿发排上版,20日的《晨报》副刊上,便有了一次通栏为“关于党化教育的讨论”。
讨论因胡适而起。胡适在莫斯科仅三天,便写信夸赞苏俄新教育。先于胡适去过苏俄的徐志摩深谙其底蕴,在发表胡适信的同时,作了篇不以胡适为然的“按语”,指出:胡适笔下的苏俄新教育“几乎完全是所谓‘主义教育’,或是‘党化教育’”;“拿马克思与列宁来替代耶稣,拿资本论一类书来替代圣经”;并讥讽:“这也许是适之先生所谓世界最新教育学说的一部吧。”“党化教育”或“主义教育”流被整个20世纪,也许我陋寡,在我个人接触的资料中,最早言及这个问题的,就是徐志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