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条经济学又回来了

　　五年前，当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对“亚洲经济奇迹”提出疑问的时候，大部分人表示怀疑；如今，当他提出要研究和再次探讨萧条经济学，并将此次东亚经济危机与1929年至1933年美国的大萧条相提并论时，人们已经不得不引起注意了。
　　克鲁格曼指出，在过去几年中，日本、墨西哥、阿根廷、泰国、马来西亚、韩国、香港等7个经济体经历了与美国30年代大萧条极为相似的严重经济衰退。虽然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依然在继续增长着，但是，事情可能会变得更糟糕，一连串类似事件居然在现代社会中爆发，足以使任何一个有历史触觉的人感到不寒而栗。
　　尚无充足的证据证明30年代大萧条正在重演，但惊人的相似之处已经显现。克鲁格曼认为，如果不采取措施，世界可能爆发新的大萧条。然而，最大的问题在于，“近期遭受的这种世界经济问题，正是我们以为自己已经学会预防的那类问题。在凯恩斯和弗里德曼以后，我们以为自己已经掌握了足够的方法，去避免大萧条的再次爆发。没有人认为这个时代经济的当务之急是过去碰到的问题。我们曾经深信不疑，我们不会再重演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局面”。
　　因此，《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的目的，不是要回顾过去几年危机发展的过程，而是要寻找危机发生的原因和机制，进而找到预防新的危机产生的方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对过去20年所谓的“正统”经济学进行反思，重新思考“萧条经济学”。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结合世界经济发展的最新趋势，重新考虑过去20年被主流经济学扬弃的凯恩斯“需求经济学”。
　　克鲁格曼指出，即使现在，很多经济学家还认为萧条的危险尚不足道，对萧条的研究也正在减弱。时髦的研究集中在技术进步和长期发展上。这些当然都是重要的问题，在长期中它们确实起作用。不过，正如凯恩斯所指出的，“在长期中我们都已死掉了”。
　　与此同时，短期中的现实世界正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所有问题都一针见血地涉及到需求不足。日本发现，传统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无法起到足够的作用。我们敢肯定欧洲经济乃至正在膨胀的美国经济就不会陷入类似陷阱吗？墨西哥、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韩国、巴西，一个又一个的国家进入衰退。它们都发现，传统的政策工具只会令局面更加恶化，而衰退本身至少在短期内已经抵消了过去的经济成长。因此，如何增加需求，以便充分利用经济的生产能力，已经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了。萧条经济学又回来了。
　　毋庸讳言，从本书的内容看，克鲁格曼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对于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争论，现在仍在继续，一时之间也难以判断出谁是谁非。但是，克鲁格曼关于全球资本主义矛盾与周期性循环的视野、关于30年代大萧条的现实对比，却是不容忽视的。
　　与凯恩斯一样，克鲁格曼认为治疗萧条经济的药方极为简单：实行轻度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大幅度减息、下调汇率、如果有必要就实行资本管制。他认为，正是多年以来人们对所谓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自由流动、结构性改革、财政平衡等的追求，才导致今天失业和通货紧缩的风险越来越大。人们生活的经济环境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环境的改变要求人们在经济思维政策导向上有新的创意。
　　令人震惊的是，大量对经济富于影响力的人有严重的思想僵化症，他们中不仅有政府官员，也有职业经济学家。他们削足适履，忙于拼凑新的方法去适应旧的游戏。当失去控制的财政赤字成为问题时，那些担心财政平衡的人，突然坚持提高税收和减少开支才能真正防止衰退，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恢复信心；当通货膨胀风险增加时，那些主张价格稳定的人则声称“管理型通货膨胀”会引火烧身，因为在日本（尽管不是世界其他地方），弱势日元和更低的利率会进一步降低需求。这些论点，无一例外，都是被用来捍卫正统经济学的。
　　克鲁格曼指出，“有些人认为，日本、亚洲新兴市场，巴西的问题是结构性的，不可能在短期内就解决；但我相信，通向世界繁荣的惟一的重要的结构性障碍，正是那些盘踞在人们头脑中的过时的教条。”
　　在本书中，克鲁格曼对中国的问题着墨不多。但是，克鲁格曼的见解对了解中国经济现实问题应该有极大的帮助。今天的中国，同样面临生产能力过剩、失业率上升、通货紧缩等世界性的问题。是采用萧条经济学的方法来解决呢，还是按照“正统”经济学的方法，进一步追求财政平衡、资本自由流动、结构性改革呢？这是克鲁格曼带给我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