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公司治理结构

　　改革之初，人们往往期待一套有系统的指导理论，使现代化的进程能够按部就班地展开。“理论先导”、“系统配套”等等，或彰显或隐晦，笼罩着从脑袋里拍出来的各式设计方案，企图把现世的冲突削足适履地纳入其中。屡试屡挫之后，人们逐渐醒悟，原本受压抑遭扭曲的利益，以及改革中释放出来的新的利益纷争，只有让其表现出来，任其竞逐、冲撞、消长，才能重新融合；这种更高水平上的磨合只有通过试错才能实现。这就是市场化过程。
　　不用说，这个过程有诸般折磨，需付各种学费。不管学费昂贵与否，大约都得去付，惟有去试，才有机会发现错，才有改进的可能。时下的理论界绝少再谈什么系统工程方法。有人甚而进一步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本无所谓“宏观问题”，所有的问题都须先在微观层次上解决，当然这又是另一类极端。
　　新兴市场需要依靠试错的过程，成熟的老牌市场亦复如此。例如美国管理学界有一奇才汤姆·彼得斯，俗称guru（一般指某个领域里的“大佬”）者，有一本红极而紫的大作《追寻卓越》（Search for Excellence），列出一批管理成功的楷模公司,并且指明仿效的方法。然而不出十年，其中颓然倒地的超过一半。读者若有兴趣的话，不妨把知名期刊（比如《商业周刊》之类）中绩优公司的排名逐年比较，不难发现要找出长胜不败的经营者确乎很难。
　　中国的经济改革试错到眼下的阶段，聚焦到了企业的治理结构。这是不难理解的。一个企业并不单纯是生产要素，如资金、原材料、劳动力等的物理结合，更多的是一套（成文的和习惯的）法理结构（legal structure），制约着各参与者之间的种种关系。这些参与者包括企业内部的出资人、经营管理者和员工，以及企业外部的社区环境和政府监管当局。有效的治理结构应当能够最大限度地促使或迫使参与者各司其职，各尽其心地为企业增添价值，为此需要测度并奖惩他们各自的贡献。而我们现有的企业治理结构，除了个别的例外，大多不能恰如其分地测度和奖罚，因而无从使参与者们长期尽力尽心地服务。
　　建立新型的公司治理结构的探索要在更宽泛的架构层面上进行。作为公司的经营环境，各种政府法规（如公司法、合同法等）、社会价值观、文化习俗等对企业内部的行为有强有力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公司治理结构界定所有者、经管者和操作者的契约关系。治理结构要集中回答经营者（董事和经理）的职权范围及任免步骤、怎样监管他们的工作、如何考评并为他们的业绩付酬、股东和贷款人的权益、市场纪律、外部董事的督导职责、审计委员会的设立、内部控制的程序、信息披露的规范、股利政策等问题，并要做出相应的规定。
　　书中的论文在这些方面或详或简都做了研讨，并用成熟市场的主要是美国的经验做了佐证。书中还着重讨论了控制和自主性的问题。严格监管是为了杜绝滥权的风险，充分授权则旨在提高市场应变能力和灵活决策，怎样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增进企业的效能，对于改制中的国有企业和老牌的私人股份公司，恐怕是个永恒的课题。
　　笔者注意到本书的两个特色。其一是论文大都跳出了所谓的“学术规范”，不再试图用数学符号来替代生活语言，那种舍近求远的做法最多只能把读者推进云里雾里。其二是避免侈谈价值判断，那类断言往往只会断送对可行途径的可贵探索。本书作者强调手段和方法的层面，用技术和法规来寻求解决之道，验证什么是最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显然要富有弹性得多。书中的一位作者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来说明试错过程的重要性，“你当然可以找出一位没有双手而靠脚趾画画成功的人，但你怎么能由此就说所有想成为画家的人都应该把手剁掉呢？”（张维迎“所有制、治理结构与委托——代理关系”），巧妙地揭示了两种讨论方式的差异。■
　　作者为中国建设银行战略规划委员会首席顾问
　　《公司治理结构：中国的实践与美国的经验》，梁能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将于2000年3月出版
　　书讯
　　《中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98中国社会保障国际研讨会论文选》
　　本书是留美经济学会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中国社会保障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学者们围绕中国社会保障体制的选择、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和管理、社会保障体制的国际比较、中国健康保障体制改革、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社会保障法等研讨了如何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框架。文集对改革政策的制定有较高参考价值。
　　徐滇庆、尹尊声、郑玉歆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4月出版
　　《秦晖文选——问题与主义》
　　如果把新旧体制转换的改革比喻为旧式大家庭的“分家”，要不要分重要，而如何公平地分更重要。因为“分家不公”所造成的无穷的纷争可能使“分家后的问题”更加严重。于是，“公平分家”即为公正的改革道路而探索就成了本书所关注的中心问题。
　　秦晖著，长春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