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龙：经济增长至关紧要

都将面临威胁

　　比起远古时代的祖先来，现代人无疑是富有得多了。尽管地球上仍有10亿人的生活停留在农业时代，仍有20亿人的生活只比农业时代稍好，但是毕竟，已经有30亿人能够吃饱穿暖，不怕风吹雨淋，而且只要足够努力，就可以享受人生。
　　对于农业时代的祖先们而言，现在的世界不啻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乌托邦。那么，我们为何还如此专注于经济增长，希望制造出越来越多的物品，希望我们自己变得越来越富有呢？
　　也许一个原因在于，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仍然是不够富裕的。比如，人类的一半就仍然处于令人绝望的贫穷之中；在另一半人中，从比尔盖茨到在大棚里种植西瓜的中国农民，其财富差别是巨大的。在比较财富的竞赛中，每个人（盖茨除外）都既是成功者，也是失败者——在你拥有一架“湾流4型”商用喷气式飞机以后，你就会开始遇到那些拥有“湾流5型”飞机的人们。
　　但是问题在于，为了更多的财富而努力，这是否应当呢？我的老师、哈佛大学教授本杰明弗里德曼在他的新书《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中认为，我们应该继续为经济和财富的增长而奋斗。因为追求在财富上超越我们的父辈，这一过程在道德方面的好处如同其物质方面一样多。比如，这会对社会上层产生一种财富效应。凯恩斯说，某人对其银行账户采取“暴政”，远比他对邻居这么干要好。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也指出，伦敦的财富增长当年是怎样地吸引了英国贵族，使他们放弃了其领地上的军队和彼此间的战争，而一心在伦敦社交界和宫廷占有一席之地。一个正在迅速富裕起来的社会，其上层会将精力集中于获取财富，即对物、对自然的权力，而不是对人的权力。
　　弗里德曼提出了一个强有力的论断，他将现代社会比喻为一辆自行车。众所周知，只要前进速度足够快，自行车就可以保持平稳；而一旦慢下来，车就会变得非常不稳。现代社会也类似。无论何时，只要经济增长的车轮停转——哪怕这只是普通的停滞而非严重的萧条，政治民主、个人自由以及社会宽容等都将面临威胁，即便是在这些方面有着良好制度基础或者物质财富绝对水平很高的国家也不例外。如果你想要得到各种非经济方面的好处，比如机会的开放、宽容、社会稳定、公平、民主等等，经济的快速增长都能让你远为轻易地达到目标。
　　比如，日本在经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之后，失业率上升，收入下降，这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暗杀和政变，日本的立宪君主政体由此蜕变为法西斯军事独裁。西欧的情况也差不多。如果没有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就可能不会有希特勒的上台和纳粹的专政，以及20世纪40年代多达4000万欧洲人的死亡。
　　在我的书架上，最令人黯然神伤的一本书是出版于1928年的《共和的德国》。该书描述道，德国在经历一战后的政治动荡以后，最终建立了一个稳定的、法治的、民主的共和政体。然而，大萧条给了希特勒机会，并最终毁掉了这一切。即便是在人们相信其民主与法治不可撼动的美国，上世纪30年代也充满了政治喧嚣，支持法西斯的声音比比皆是。
　　从弗里德曼的论点中，我学到了很多。我认为，在如今的华盛顿有那么一些人，盼望着中国在未来成为美国的敌人，盼望着美国为了“国家的荣耀”在亚洲打一场新的冷战。他们认为，与中国进行贸易是个坏主意，它导致了一个亲中国的院外集团的形成，对于美国采取任何可能减缓中国经济增长、防止中国获得技术的措施，该集团都试图加以阻止。在他们自己看来，最好是尽可能地让中国保持贫穷和愚昧状态。
　　我觉得，这是彻底的愚蠢。无论依据何种可能性，也无论美国对中国采取什么政策，中国在未来的一个世纪内，都一定会成为一个羽毛丰满的后工业化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国家利益所在，应该是尽其所能，让一个具有足够代表性的政府来领导繁荣、开放和自由的未来中国。克林顿政府的中国政策，就是尽可能地去加速中国经济增长，而这样的快速增长将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精神方面、社会方面和政治方面的好处。
　　如社会学家巴林顿摩尔所言，在那些平和地从农业文明转变到工业文明的国家里，自由与机会将会引起勃兴的中产阶级的极大兴趣。比起美国新保守主义政府的军事力量而言，中国中产阶级的这种快速增长对于中国的繁荣、自由和民主所能起到的作用，无疑要大得多。
　　让当代中国这辆“自行车”尽可能地走得更快，这就是我们所应该做的。■

作者布拉德福德德龙（Bradford Delong）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