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龙：20世纪宏观经济学遗产

经济学的进步是缓慢的，但它的确在进步

　　米尔顿弗里德曼的逝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来清点20世纪宏观经济研究的遗产。在旧古典经济学家与凯恩斯主义者之间、在凯恩斯主义者与弗里德曼领导的货币主义者之间、在货币主义者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之间发生的三场大争论，其结果究竟如何？
　　我要指出的第一点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们试图建立能统一解释经济长期增长与短期波动的模型，这可能是具有决定性的；但他们还只是开出了一些空头支票，迄今尚无法兑现。
　　第二点是，这些争论并没有所谓赢家，或者可以说人人都是赢家。现在并没有人真正相信彻底的“自由放任”，至少宏观经济学家是如此。货币主义声称，它是对自由放任思想的一种回归；政府要做的所有事情就是让开道，让货币政策保持“中性”，这样就能成功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但仔细审查这个“中性”政策就能发现，它其实已经极大地偏离了凯恩斯之前的自由放任思想。
　　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的所谓“货币主义反革命”有着非常重要的含义。对于这一“反革命”，大多数人的看法都来自哈里约翰逊的演讲“凯恩斯革命和货币主义反革命”。约翰逊将货币主义反革命视为一次真正的智识上的革命，即它抛弃了过时的文献，革命后的一代人将精力集中于新观点和新问题。不过，约翰逊也略带嘲讽地认为，货币主义反革命的胜利并不是来自于新的证据（或对旧证据的重新评价），而是由于某种风潮的摇摆，它并不一定反映了知识本身的进步。但我相信，在这一点上，约翰逊错了。货币主义反革命的确带来了真正的知识进步。
　　要明白这一点，我们不妨来看看今天自称为“凯恩斯主义者”的宏观经济学家们到底相信些什么。我想，以下五个命题是不可或缺的：
　　第一，理解短期经济扩张与萧条的关键，是理解这样一个过程，它把对名义收入和支出的周期性冲击分解为真实支出的变化和价格的变动；
　　第二，在通常情况下，货币政策是比财政政策更有力、更有效的政策工具；
　　第三，宏观经济分析最好的起点，是将产出的周期波动看作是围绕着一个长期趋势进行的；
　　第四，分析宏观经济政策最好的方式是考察某种连续的政策规则，而不是单独每一年或每两年所孤立做出的政策决定；
　　第五，任何可靠的分析都必须认识到政府政策的局限。
　　这五点思想的发展，很多都是在货币主义传统内进行的。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很难找到哪位著名的凯恩斯主义者，会比弗里德曼在这五个方面所做的贡献更多。
　　那么，我们今天为何还要谈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货币主义”的含义已经被一种特定的货币主义——“政治货币主义”——所遮蔽了。
　　“政治货币主义”的信条是，可以轻易保持货币量的稳定增长，而且这可以解决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稳定化政策的问题。政治货币主义的第一个优点是，它很容易被政治家所理解；第二个优点是，它可以很顺手地用来批评自己的政治对手所采取的任何经济政策；第三个优点是，它能让人很轻易地做到与众不同。
　　但它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它是错误的。政治货币主义破产于20世纪80年代初，因为显然，对货币量的稳定控制并不容易实现；而且由于货币流通速度的不稳定，它也不能解决稳定化政策的问题。
　　在很多时候，经济学说史都被看作是不同学派的兴衰史。货币主义者倾向于将凯恩斯主义的兴衰表述为：它兴起于大萧条时期；在经济滞胀和弗里德曼、费尔普斯、卢卡斯等人的理论批评下，它于20世纪70年代走向衰落。他们将凯恩斯主义视为“干预主义”的兴起，然后被自由放任的观点——即货币政策应为中性——所代替。而凯恩斯主义者则说，货币主义兴起于“货币主义反革命”时期；当货币流通速度和货币乘数变得不稳定以后，货币主义明显地走向衰落，并被“新凯恩斯主义”范式所取代。
　　在我看来，这些故事都不准确。作为政治教条的货币主义的衰落，是与“货币主义者”的观念和思考方式占据主流相伴随的。而在1963年被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称之为“中性”的放任性的货币政策，如果放在30年代大萧条时期（当时名义货币量固定），会被古典经济学家们看作是极具干预性的。
　　作为一门科学，经济学的进步是缓慢的，但它的确在进步。■

作者布拉德福德德龙（Bradford DeLong）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