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觊觎年金市场

“政府可以着力于贫困人群，而让中等收入家庭把退休和寿险交付给私营部门。”美国人寿保险委员会（ACLI）主席弗朗克基廷表示

□ 记者 何禹欣

    “寿险是惟一能对公众的意外早逝和过于长寿都起到防护作用的行业，而后者——人口老龄化，亦是中美两国均无法回避的挑战。”美国人寿保险委员会（ACLI）主席，62岁的弗朗克基廷（Frank Keating）日前接受《财经金融实务》专访时表示。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基廷两度访问北京，向中国政府阐释寿险业的重要性。
    由律师从政的弗朗克基廷曾在上世纪90年代两次出任俄克拉何马州州长，现在则是美国50个州首府寿险业的首席代表及发言人，在推动美国失业保险和长期储蓄政策化上发挥着重要影响。
　　自2003年初开始，基廷出任ACLI主席兼CEO。ACLI成员包括在美国境内经营的377家合法的寿险公司，其总资产和总保费收入均占到美寿险业总资产和总保费收入的90％左右，年金保费收入的95％。目前，有30家ACLI会员在中国经营业务。
　　基廷表示，对目前美国寿险业而言，在中国“获得同样的准入机会、获得与本地公司同样的待遇是当务之急”。去年9月建立起来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平台。
    基廷认为，中国政府对于私营部门参与企业年金的重要性已颇为认同，“政府可着力于贫困人群，而让中等收入家庭把退休和寿险交给私营部门。”

年金难题
    基廷认为，中美寿险业可以在许多方面展开合作，尤其在用作长期退休储蓄企业年金方面。据统计，在超过65岁的美国人中，有一半预期寿命有望达到83岁，有五分之一预期达到90岁。目前有太多人退休而没有足够的年金或存款，而政府亦无力担起所有责任。
    ACLI国际委员会主管、年金专家宋立仁（Norman R. Sorensen）则表示，退休保障体系在中国尚属新生事物，有待成长发育，但在美国，无论是防护生命早逝的寿险业，还是保障长寿群体福利的退休金市场，均高度发达。
    按给付开始时间，美国年金产品可分为递延年金（Deferred Annuity）和即期年金（Immediate Annuity）两类。递延年金允许个人在累积储蓄同时推延收入税的交纳时间直到年金给付开始。递延年金的主要客户是那些无法参与公司退休金计划者，或希望对公司退休金进行补贴者。即期年金则能把储蓄转化为有保证的长期退休收入。年金亦能向购买者在世配偶或家属提供保证性收入。
    美寿险公司持有2.3万亿美元年金资产，向数百万人提供退休储蓄。2005年，美寿险商支付的年金福利为630亿美元。
    对比之下，中国现行的企业年金只是企业补贴养老保险的一种形式，同时年金管理多控制在地方政府手中，与市场化运营有着相当的距离。“如果企业年金市场不能急速成长，每过去一年，政府相应背负的赤字就会骤增——因为政府已经对此有所承诺，”宋立仁说，“数千万的中国人已经走到65岁的退休年龄，然而他们身后并无退休金。”
不过，美国的年金体系亦是从零开始，以ERISA（就业、退休、保险、保障；又称“员工退休所得保障”）法案的推出为标志，20年后达到了数万亿美元的规模。
　　基廷回忆说，所有联邦政府雇员从1985年开始加入401(K)养老金计划，自己当时也在联邦政府任公职。但现在美国年轻人“既对社会保障无所期待，也不信任政府”，基廷称，自己的子女认为现有社会保障体系会在15年到20年的时间里破产，“他们是对的”。
    基廷认为，美国面临的养老金问题是政府“过度承诺”却无能力兑现，而中国的问题是还没有退休年金制度。“只有私人企业加入并与政府协力，才能解决上述问题。”ACLI及其成员已经使政府确信必须与私有部门协手面对挑战，并于去年秋天成功地使布什总统签署了一项方案，鼓励对购买年金予以税收优惠，鼓励自动注册年金计划等等。
此外，“中国人是了不起的储蓄者，而美国人是了不起的消费者。”基廷说，“借取你们鼓励储蓄的经验，同时分享我们创造的令储蓄保值升值的机制——对两个国家都是莫大的机遇。”
 
全球趋势
    宋立仁同时亦是负责美国信安集团国际业务之高级副总裁，拥有在全球，特别是新兴市场，开拓保险业务及推广金融产品的经验。近年来，信安集团在积极参与中国政府在养老金体制改革计划。
　　谈及在养老金改革方面的全球新趋势，宋立仁表示，中国之外的年金市场，正在迅速从固定收益（Defined Benefit）转向固定缴款（Defined Contribution）。两种体系的差异在于，固定收益系由政府和公司（即雇主）承诺支付一笔固定数额的退休金，固定缴款则取决于每个雇员和公司对未来退休保障之贡献。
　　“风险正在从公司和政府转向工人，但工人亦获得了选择的权利——由你来控制你的退休。”宋立仁说，比如，年轻人也许更愿意将退休金投入证券市场，而老年人则可能偏好公司债市场。
    这样一个目前在中国还不存在的体系，在各国到底是怎样的规模？美国的退休金资产达到8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70％，寿险资产达到GDP的三分之一；仅有4000万人口的智利，在20年内依靠450万参与者创造了190亿美元的托管年金资产，智利也选择的是固定缴款体系；拥有1亿人口的墨西哥，3000万参与者在九年内创造了170亿美元的托管年金资产；700万人口的香港有400万参与者，仅用四年即造就了一个250亿美元的托管年金资产。
　　“全球年金改革在迅速前进。”宋立仁说，固定缴款正在取代固定收益，同时，亦提供税收优惠使对该资金的课税在客户退休后才开始——“这便是美国的401(K)养老金模式，我们认为中国未来的企业年金亦会循此进行。”他分析称，中国进行年金制度改革，主要面临三大挑战。
　　第一，是对年金参与者的教育——这应由私营部门与政府协作完成。
　　第二，年金管理者准入程序过于复杂。进入企业年金市场需要包括受托人、账户管理人、托管人和投资管理人在内的四块牌照。宋立仁表示，对已获许经营企业年金的公司，一张牌照就足够了。这张牌照应允许该公司向银行外包托管业务，委托基金经理进行投资管理或由公司内部进行投资管理。
    第三，中国的企业年金体系还是个新生儿，市场竞争和外资参与度不足。宋立仁认为，中国的企业年金体系几乎是由美国401(K)养老金体系拷贝而来，亦采取了固定缴款模式，“中国政府应允许美国寿险商‘即时进入’，因为他们是全球固定缴款体系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