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提出，“今年要把节能降耗、保护环境和集约用地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突破口和重要抓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能耗、排放、用地水平是评价增长方式先进和落后的标志性指标。单位GDP能耗、排放、占地降下来了，可以说我们就摆脱了靠拼资源、无视环境的粗放式增长。
报告承认去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节能减排的“约束性”指标没有实现。这一方面表现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坦诚；另一方面它确实向我们发出了一个必须引起高度关注的信号。去年目标没有实现，尽管有多种原因，但都是在制定这一目标时可以预见的。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过去每年在盘点辉煌业绩的时候，不断重复出现一种情景是，在增长速度、投资规模、进出口总额等“量”的扩张方面，都是以较大的比例超目标增长；而在结构优化、技术创新、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直至体制改革等改善经济质量方面的目标，很多却没能实现。例如，十五计划GDP年均增长7％，结果达到9.5％，超目标35.7％。但能源弹性系数一改过去20年平均为0.5的状况，超过了1.0；十五计划要求2005年末全国耕地不少于19.2亿亩，结果却多占用了9000万亩，剩下了18.3亿亩；十五计划提出结构调整是主线，但按经济普查前同口径，第三产业比重却逐年下降；十五计划要求到2005年主要污染物排放减少10％，其中二氧化硫排放量由2000年的1995万吨，降到2005年的1796万吨，结果反而增长了27％，达到了2549万吨。
今年是十一五规划的第一年，希望这次不是在重复过去的情景。
中国长期维持高消耗、低效率、重污染增长方式的重要原因，是生产要素低价格政策和环境监管不到位提供了“资源依赖型”发展环境。能源低效率和环境遭破坏是这种发展模式最重要的特征。按照一般规律，资源需求增加，资源价格上升，各个市场主体要么提高资源效率，要么寻找替代资源，要么放弃资源消耗量大的产业或生产方式，使过量的资源需求受到抑制。同样，有效的环境监管迫使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越来越高的环境成本迫使企业要么投资治理污染，要么采用新工艺实现清洁生产，要么退出高污染行业，使环境污染得到有效控制。伴随这一过程，就是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实际上现在存在一种悖论，一方面通过中央《决定》、政府文件等，就“建设节约型社会”、实现“科学发展”的“行政信号”已经十分强烈，舆论准备也高潮迭起；另一方面，由于人为的扭曲，能源环境的压力没有充分转变为价格信号和更加严格的环境执法，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经济驱动力，大多数地方和企业仍我行我素。一方面国家一次次设定明确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另一方面又不断通过行政干预维护一个“资源依赖型”的发展环境，抑制了市场力量的作用。
政策的导向与政策目标背离，这就使经济增长中的很多突出矛盾长期难以解决。
现在政府还掌握着重要经济资源配置权、控制着重要生产要素的价格、环境监管也不到位。这就使稀缺生产要素升值和资源环境的压力大多隔离在了政府层面，政府的屏蔽作用阻碍了经济信号正常地向社会传递。当各地政府和企业依据扭曲的经济信号各自决策时，就不断地重复出现土地管理失控、投资过热、高耗能产业和产品快速增长、环境恶化等突出矛盾。现在，企业可以轻易获得廉价生产要素、环境监管也不到位、利润还在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地方还是企业，谁也不会平白无故地“转变增长方式”、谁也不愿冒险技术创新。在资源的低价政策下，谁多消耗了资源谁就多分享了经济利益；在环境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哪家企业认真治理污染，就会降低自己的竞争力。
实践“节约优先”、“环境友好”等这些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离不开政府的努力。在温总理五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复提到的一个问题是“改善宏观调控”。其中一个应有之意，是改变以价格作为宏观调控工具，让价格真实反映要素的稀缺程度，政府调控则使用货币、税收等总量手段。这次温总理强调要“更多地运用经济杠杆”，具有重要意义。就经济政策节能方面，我提以下几点意见：
1、
如果说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阶段能源需求高增长带有客观必然性的话，那么能源的低效率则是不能容忍的。不能以“重化工业阶段”掩盖能源的低效率。这是结构落后、政策不到位和技术低级化三重作用的结果，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
2、
十多年前党和政府已经看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性，但多数市场主体依然沿着高消耗、低效率、重污染的路径前进。实践证明，我们有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但不改变“资源依赖型”发展环境、速度导向型增长方式，就不能建立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机制。
3、
十一五“规划纲要”第一次“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提出“从源头上防止污染和保护生态”、“实行有利于资源节约的价格和财税政策”等。还提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左右的目标。驱使国家下决心的是能源的稀缺性和环境遭破坏的程度，但要唤起各个市场主体相应的行动，则需要经济驱动力。
4、
经济杠杆有“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主线应当是，政府以政策工具调控市场，以强大的市场力量、严格的环境监管“逼迫”和吸引市场主体选择节能环保的发展模式。通过分解节能指标、严格政绩考核也是实现节能目标的一种现实措施。但面对不同企业、不同产业、不同地区的极其复杂状况，以政府人员的判断层层下达指标，很难做到科学合理。而过度使用行政性工具，不仅有技术难度和增加管理成本，而且搞不好还会带来社会不公、制造假指标和伤害经济发展。
5、
要素价格和环境监管对市场主体的节能环保行为起着关键的作用。按现有要素价格企业利润还在增长的情况下，无论是调整结构，还是节能降耗都很难进行；当要素的市场价格使那些低效率的产业和企业无利可图、严格的环境监管使环境成本内部化压力完全传递到企业时，转变增长方式就将成为市场主体必然的选择。因此，生产要素价格通过市场充分地反映稀缺程度和严格的“环境成本内部化”监管、附以税费的激励，是实现节能环保目标最重要的经济驱动力。
转变增长方式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在一段时间甚至会影响增长速度，但是没有强大的经济驱动力，谁也不会为之所动。
例如，1973年世界石油危机，对于能源对外依存度超过90％的日本，是巨大的打击。但日本企业潜心开发节能技术，不仅生产过程节能降耗取得了大的突破，而且以汽车为代表的节能产品一举成为世界抢手货，反而成为石油危机的一个赢家；80年代前期，短短的几年日元升值超过40％。对于外贸依存度很高的日本企业是巨大的挑战。结果，一批企业倒闭了，但产业结构迅速调整、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国家竞争力上反而了一个新台阶。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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