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

　　“对着无边无涯的天空，他只知道飞翔，因为一旦停止飞翔，他终将栽倒在地……忽然，一支箭射中他，再一支箭射中他，他别无选择，仍只有继续不断的带箭奋飞……飞行途中，偶尔，留下脚印，几乎都是带血的脚印，他低头凝视，不知道他的爪痕，为什么与众不同。”
　　柏杨在12年前出版的回忆录中，以不断飞翔的受伤孤鸿形容自己一生。
　　柏杨本名郭衣洞，1920年出生于河南，父亲曾担任过河南通县县长。母亲早逝，父亲续弦，缺乏家庭温暖，也未用心向学，他靠着天资聪颖、作弊、伪造证件，一路混上大学。柏杨曾说：“不仅是史学，连文学、诗、人权，等等一切，我都是土法炼钢。事实上，我只是一块始终干涸的海绵，除了吸收，还是吸收……”
　　少年加入国民党青年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他称：“余十数岁时，闻人称呼‘领袖’，即知立正致敬”。柏杨1949年辗转到台湾，先后在学校、教会工作，后经友人介绍进入救国团。救国团是蒋经国仿效共青团，想培养自己年轻干部的组织。柏杨在救国团负责文艺工作，开始接触文化圈，包括反对蒋介石、企图组织政党的《自由中国》杂志社。这段时期，他以本名“郭衣洞”陆续发表小说。
　　一次，救国团到中部横贯公路参访。这条公路是蒋经国带领退役军人开拓出来的，被蒋氏宣扬为重要政绩。途经一处原住民部落“古柏杨”，他爱上这个名字，之后就以“柏杨”为笔名。
后来，柏杨因为男女关系离开救国团，这反而开启了他新的人生道路。之后的十年，他给报纸写杂文为生。他称这十年专栏作家生涯，是有生以来最长的安定日子。柏杨的杂文逐渐触及严肃的社会文化议题，以嘲讽幽默的文风臧否时事。他建立起在台湾与海外的文名，当权者对他的不满也日益加深。
　　悲剧终于引爆了。罪名是柏杨在《中华日报》1968年1月2日翻译的漫画“大力水手卜派”（Popeye），内容“侮辱元首”。加之柏杨得罪当道的纪录辉煌，特务、小人争相举报，结果蒋经国震怒，下令逮捕，以叛乱罪判刑12年。先被关在台北附近监狱，后被转到专门关政治犯、重刑犯的“绿岛”。沦为阶下囚的柏杨，因狱中图书馆的一部《资治通鉴》，转型为通俗历史学家，在狱中完成了《中国人史纲》等三部书稿。
　　1975年蒋介石去世，国民党仿效封建君王，大赦天下。柏杨刑期减为八年。原本1976年就要出狱，但蒋经国仍不放心，以在绿岛监狱担任“教官”之名继续软禁。后经国际人权组织及核能学家孙观汉等人的救援，终于在1977年4月重获自由。出狱后的柏杨将狱中完成的书稿出版，又写下影响最大的两部作品：《柏杨版资治通鉴》和《丑陋的中国人》。
　　《丑陋的中国人》在各地华人社会一度造成轰动。1984年，柏杨应《自由中国》文友聂华苓之邀，到美国爱荷华大学写作营演说，首度以“丑陋的中国人”为题。
　　他在演说中说：“自从孔丘先生之后，四千年间，没有出过一个思想家，所有认识字的人，都在那里注解孔丘的学说，或注解孔丘门徒的学说，自己没有独立的意见，因为我们的文化不允许这样做，所以只好在这潭死水中求生存。这个潭，这个死水，就是中国文化的酱缸，酱缸发臭，使中国人变得丑陋。”
　　柏杨说：“我写《丑陋的中国人》，只是一种棒喝。我要用人权拯救我们自己，虽明知无此能力，但有此心愿，鞠躬尽瘁……”他对中国社会文化的批判，有其尖锐之处，尤其对处于转型阶段的华人社会，容易引起想求新求变者的共鸣。不过，很难从作品中有系统地找出中华文化“酱缸”的结构性问题出在哪里，也很难确定他批判的诸多现象是否为华人社会特有问题。
　　《柏杨版资治通鉴》则是祈望以白话文翻译史书的伟大尝试。柏杨的企图不只是翻译，还想把历史主体从帝王将相扭转成寻常百姓。
　　他在序言中称，《资治通鉴》“虽然它自认为和被认为是帝王的镜子，事实上，却没有一个帝王从这面镜子中获益。……盖权力固可使人发疯，权力同时也可使人愚不可及，以致看不见镜子……与其说是帝王的镜子，毋宁说是人民的镜子。透过《资治通鉴》，可看出我们所处的历史位置，和面对的祸福命运……”
　　柏杨认为司马光的思想是“狂热偏执的时代反动”，他在书中透过“柏杨曰”反制司马光的“反动”。他自信其白话译本最长会有两百年生命，但外界评价不一，甚至有人倡议组织“修柏会”，修订柏杨版的错误。不过，这部作品带动通俗历史阅读风潮，其时代意义不容否定。
　　柏杨一生对抗专制威权，关注人权议题。2007年底，柏杨已重病在床，当时台湾政局不稳，陈水扁透露“有人建议他考虑戒严”。此言一出，引起柏杨大声反对，为此食不下咽。可见这位受到威权创伤的孤鸿，对民主人权真诚的信念。■

　　作者为台湾《新新闻》前副总主笔，现为专栏作家
本文全长约2800字，刊于（www.）“逝者”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