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读凡勃伦

　　托尔斯坦凡勃伦在当今中国经济学界的位置比较尴尬：只要具备哪怕最粗浅的经济思想史知识，任何人都知道他的名字；只要涉足制度经济学，任何人都知道他是开创者；但要问及凡勃伦到底说了些什么，恐怕大多数人脑海中一闪而过的，只是“有闲阶级”、“炫耀性消费”和“凡勃伦效应”等零碎的记忆。
　　与今天那些频繁现身的经济学大师相比，凡勃伦具备了与他们比肩的绝大多数条件：他创立了一个学派，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他留下了传世之作，他的思想影响了（美国的）一代甚至几代经济学家；他曾在众多名校求学和执教，曾任《政治经济学杂志》主编；他的学生（比如米切尔）名满天下……
　　但是，凡勃伦终究没能风光无限，终究没能吸引足够的目光，而是形单影只地呆在知识世界的角落里。其原因，似乎只能归咎于他尖锐地批评了处于霸权地位的正统经济学，以及正统经济学所维护的那个世界。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即凡勃伦的著作异常晦涩，曾有人问他是否想把《有闲阶级论》译成英文——不过，凯恩斯的《通论》同样晦涩。
　　凡勃伦的批评文章集中于1919年出版的文集《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及其他论文》。收入文集的论文是由他的学生米切尔等人挑选，其中包括一些后来在经济学方法论领域广为引用的文章，如“为什么经济学还不是一门进化科学”、“边际效用理论的局限”、“经济学的先入之见”、“克拉克教授的经济学”、“论资本的性质”、“马克思及其追随者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等。
　　那么，凡勃伦的批评究竟如何，以至于其被打入冷宫，成为“知识上的无家可归者”？
　　首先来看经济学。“均衡”是正统经济学的核心观念，无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今天的“动态均衡”、“博弈均衡”，都把均衡状态看做现有约束条件下的最佳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状态就是正统经济学追求的终极目标。但在凡勃伦看来，这个目标是臆想的。人们假设它已经存在，只需要努力靠近这个目标；甚至不需要努力，“看不见的手”自然会把人们导向这个目标。
　　均衡观念源于自然法哲学或者自然秩序观念，在这种哲学中，上帝早已为人类社会设计了一个结果（均衡），设计了一套运行机制（市场）。也就是说，今天的经济学仍然固守着早已作古的哲学基础，不去探讨“初始原因和最终结果之间不稳定的间隔和转换”，不去分析“由经济利益所决定的文化发展过程”，从而还不是一门进化科学。正统经济学的分析围绕着“成本－收益”而展开，凡勃伦看到的则是这种分析的快乐主义－功利主义基础，它大大简化了人性，以至于把鲜活的人当做“一个闪电般计算快乐与痛苦的计算器”。这样的人考虑的是金钱利益，以这种人为分析对象的正统经济学于是就“将交换价值而不是将有益于社会物质福利的生产作为其理论的核心特征”。概言之，这样的经济学靠陈旧的哲学基础来支撑，将人简化为物，将人与人的关系简化为金钱关系。这样一来，人与动物有何异，经济学和宗教又有何异？
　　再来看正统经济学所维护的这个世界。凡勃伦把世界划分为保守的仪式体系和进步的工具体系，或制度体系和技术体系。这就是“凡勃伦二分法”。仪式体系支配着工具体系，这种支配力来自人类的“竞赛本能”。私有财产制度之所以产生，就是因为人类的这种本能：占有物的多少是在竞赛中取得胜利的标准。
　　这种竞赛在今天的体现，就是比谁能赚取更多的金钱利润。金钱成为衡量人的价值的标准，“财富英雄”成为顶礼膜拜的对象。因此，直接实现利润的“商业”受到青睐，不能直接实现利润的“工业”受到冷落；商人“最终决定工业中生产什么”，“工业必须顺应商人对利益的追求；这并不等于说它必须顺应整个社会的需要或者便利。”于是，一边是饥肠辘辘的民众，一边是倾倒在大海里白花花的牛奶。不仅如此，在仪式体系支配下的社会将有选择地接受技术进步的成果：光能提高产量的技术进步是不够的，它必须能增加利润。于是技术进步受到抑制，最终结果是有可能打断人类生命过程的连续性。
　　面对这样的批评，正统经济学以及它维护的世界如芒刺在背。在正统经济学已确立权威的学术界，凡勃伦的著作自然要被冷落，甚至科斯这样的无畏者扬言要把它们“一把火烧掉”；在人人为金钱而疯狂的世界，凡勃伦也自然难有容身之所。不过，凡勃伦的文字是烧不掉的。他只需要继续呆在角落里，偶尔在适当的时候出来警醒世人。这是凡勃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从而也是《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 

《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美）托尔斯坦凡勃伦著，张林、张天龙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3月第一版。参见2008年第10期“5月荐书”
本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云南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