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
南宋吕祖谦主张“理未易明”,这样一个命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出现,委实可贵。但,它的可贵却需要从它的反面去看。比如北宋张载说“天下义理只容有一个是,无两个是”,这是一种绝对主义的表述。“只容”便是“不容”,它的独断色彩,换今天的语言,即真理只有一个。长期以往,不是吕伯恭而是张横渠,在我们的文化认知中占主流地位,且到今天。
胡适晚年倾向于从传统文化找寻自由主义的资源,这项工作看来并不成功。他似乎难以从中清理出一条自由主义的脉络。但,我不否认,可以作为自由主义发育的散点碎片,传统文化还是有的,“理未易明”即为其一。如果往前溯,还可以追及当年庄子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非不一,自然“理未易明”也。只是这些散点碎片,还形状不出本土文化中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终究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