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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山轮会议”效应
1985年夏天,我和妻子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的邀请在中国度过了四周的时间。我们首先在北京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讨论国有企业存在的弊病。我认为这个会议很有指导意义,但是过于超前。我参加过许多类似的学术会议,但是它们产生的影响都不同于中国举办的这次会议。
中国的主办方请求七位外国经济学家评论中国的现状和发展前景。除了我,其他六位外国经济学家分别是耶鲁大学的教授詹姆斯·托宾(他是著名的美国宏观经济学家并于几年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西德联邦银行的前行长奥特马尔·埃明格尔、法国中央计划委员会的前会长米歇尔·阿尔伯特、牛津大学教授亚历山大·凯恩克罗斯爵士(他曾在六十年代担任英国政府和工党的主要经济顾问)、南斯拉夫经济学家兼著名的“自我管理”专家亚历山大·马伊特和曾著书探讨韩国计划体系的美国教授勒罗伊·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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