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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胡舒立 王烁 李昕 |文 摄影 苏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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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我们都读过了你的新书On The Brink，今天这本书的中文版也出版了。我们上次采访你是三年前，很显然那以后你大多数时候都在应付挑战。能讲讲你学到了什么吗？
保尔森：那是一个非常艰难和有挑战性的时期，因为要处理的问题前所未有。当经历这些后，回顾过去我很高兴参与其中，因为我的金融市场经验、性格以及管理经验都使我能够帮助改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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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监管机构需要获得什么授权？
保尔森：我在雷曼兄弟倒闭前两个月就建议过──在2008年6月和7月，但奥巴马政府今天还在与国会合作希望获得这些授权。美国政府需要从国会获得危机处理授权，以便在需要时能干预濒临倒闭的金融机构，不论其是否是银行，而且可以在法庭破产程序之外清算这些机构，以避免危及金融体系和整个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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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你认为美国经济前景如何？
保尔森：我相信美国经济正在复苏。失业率仍很高，但金融市场和金融系统目前稳定，经济在恢复增长，房地产市场多半已经触底，只是需要时间恢复。我认为美国的表现远远超越欧洲。
华尔街改变很大，但欧洲金融机构改革的步伐更加缓慢，因为需要资本金和流动性监管条件要提高。美国国会还没有通过改革法案，但是现在谈论的很多观点都是正确的，我相信其中很多最终会成为法律。我并没有掌握什么消息，但是我相信关于信贷违约掉期、衍生品、评级机构的法案会通过。美国的金融监管会更加严格，会对资本金和流动性有更高的要求，最终监管权力覆盖范围会扩大到如我们所愿。欧洲对此有抵制，他们银行的资本金还不及美国同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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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大规模的政府投入，加巨量银行贷款，中国经济目前的复苏健康吗？
保尔森：从2008年12月后我还是第一次来中国。但是我看得到，美国和其他国家都为中国所采取的行动感到庆幸。在此次全球衰退中，中国成为了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
包括刺激政策和巨额银行贷款在内的行动，不可能没有副作用。没有事情是完美的。有一些负面影响，比如沿海城市的房地产泡沫，还有银行贷款过剩，政策性贷款和商业性贷款区分不明，但我认为中国政府做了正确的事情，而我们都因此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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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你在书中多次提到，与中国经济决策者们在危机期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给你什么好建议了吗？来自中方的合作对于你处理危机有多重要？
保尔森：我担任美国财长之后，就启动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这增进了理解和互信。我与中国同行经常对话。中美两国有相似的利益。世界金融系统稳定对于美国非常重要，对中国也是如此。中国在此一直具有相当的建设性。
我认识中国副总理王岐山很长时间，这当然很有助益。中美在各个层面相互交流。比如说，当需要召开全球领袖峰会的时候，布什总统要决定是叫G7还是G20。他的决定是G20，这也是我的推荐。在做决定前，我们咨询的第一个国家领导人就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他表示赞同。我们因此知道中国愿意扮演重要的领袖角色，也知道开G20而不是G7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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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你任财长时，从未将中国定性为汇率操纵者。你的逻辑是什么？奥巴马政府会不会更有可能将中国定性为汇率操纵者？
保尔森：不论是公开的还是私下场合，我都说人民币汇率采取灵活机制是非常重要的，符合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利益的。能够灵活反应经济状况的人民 币汇率可以促进和谐的经济增长，更有效地控制通胀，控制房地产泡沫，也可以使社会更广泛地享受到经济繁荣的益处。
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所以我们希望中国决策者认识到这对中国自己有益。这也是中国是否继续改革进程的一个标志。我们不为中国贴上货币操纵者的标签，我们只是敦促继续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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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三年前采访你时是在财政部，你说中国应进一步对外开放金融业。你说中国应在既得利益长得太大无法控制之前开放。但很明显，此次危机之后，中国决策者不太愿意往前走。你还准备如何说服他们吗？
保尔森：开放金融市场，也是在中国法规之下的。中国将以管理本国金融机构同样的方式来管理合资或外资机构。他们都是在中国市场运行的。市场化的汇率机制对中国和其他国家都有利。长期来看，一个如此巨大的经济体，其产品，服务和贸易都深入融合到世界经济之中，没有开放的金融市场和市场化汇率机制是很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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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你担任过高盛CEO，你经历了一场金融危机，你还写了一本畅销书，接下来你会干什么？
保尔森：我打算把大部分时间放在自然保护、环境和能源方面。多年来我一直对此很感兴趣，现在能重新投入。比如在中国，我建立了一个环保方面的对话，参与云南自然保护项目，设立了自然保护委员会的亚太区理事会。我很关心环境和能源效率问题。我计划在这方面投入更多精力，也期待能对中国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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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4月5日），东方君悦17层行政层咖啡厅。我们在内侧一处会议室等候，保尔森大步走进来。他先接受摄影师安排坐下拍照，再为我签名赠书，然后采访开始了。
和我记忆中的形象不同，64岁的保尔森面色通红，让人一眼看出他御任财长后，刚刚有机会充分享受阳光。他穿黑色条纹西装，红色印花领带，虽然刚下飞机却看去精神饱满，兴致很高，每听到一个问题便侃侃而答。他还两次提到“我不再是财长了”，然后高兴地笑，使我想起三年前在华盛顿财政部办公室对他采访的情景：略显疲惫的神色，字斟句酌地讲话，还有套间办公室的外间工作人员匆匆来往。
那是07年3月中旬，他离开高盛CEO一职，上任小布什政府的财政部长还不到一年，他启动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成是败，面临严峻考验—当然，比起后来在金融危机大厦将倾的2008年时当财长的日子，这或许还是好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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