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严防死守能否带来长治久安？还会有下一个血案么？
　　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任剑涛看来，在这种大规模安保动员后，之所以还会出现陕西南郑弑童案件，是因为“在这种气势恢宏的布局过程中，细微性的、具体性的工作被忽略了”。
　　任剑涛进一步指出，当用政治代替了行政后，校园安全管理中的诸多细节，难以面面俱到。
在北京，行政系统的动员，正从上到下全面铺开。各级领导开始巡视暗访，“一校一警”制度逐步建立，校园安全日报告制度亦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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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剧已经酿成。从什么时候起，这样悲剧的种子就已经开始潜滋暗长？
　　在经历了噩梦般的连续校园血案之后，每一个普通人都在呼唤孩童的安全。然而，拥有这一切，需要的不仅仅是铜墙铁壁式的安保，充足的警力，雄厚的财力，最为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社会能不能消除这些环绕在孩子们周围的病态和仇恨？
　　诸位接近教育部的人士也坦陈，学校应该加强薄弱环节的治理，防范安全漏洞。但校园惨案发生的社会根源，不是依靠学校的一己之力所能消除的。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法律心理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心理学研究中心副主任马皑分析，我们国家过去其实已经发生过大量什对无辜者的恶性案件，只是很少看到这种以孩子作为侵害对象的恶性案件。他建议，研究机构和执法者，应该从社会心理层面寻找更深层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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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压力带给人的冲击，并非一系列校园杀人案件的惟一诱因。正如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心理学研究中心副主任马皑所言，社会矛盾和压力虽多，但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去犯罪，所以犯罪者的个体原因不应被忽视。
　　在西南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黄蓓看来，每个人都会有一套心理防御机制，来化解受到的心理压力。
　　按照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20世纪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说法，人人都有一种“攻击”的本能，但人类社会并不允许这种本能被随意释放。于是，有些人会以一种“升华”机制，把攻击冲动转向拳击、橄榄球等运动项目，这便可以获得社会认可，甚至做出成就。
　　然而，有些人的心理防御机制却不成熟。以郑民生为例，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罗大华分析说他无法对抗对自己进行过打击的人，便将没有威胁的孩子作为替罪羊，以发泄对社会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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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剑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这一系列事件之所以引起全社会强烈的愤怒，是因为凶犯选择向孩子下手。
　　他们为什么不约而同地这么做？我想原因可以归到社会主张绝对的强势文化、精英文化。如果说，某人有一种仇恨需要化解，但他没有途径。向强势者的申诉得不到回应，同时，这些凶手，自身综合素质低劣，内心道德完全沦丧，加上自身内心的怯弱，便指向了更加弱势的群体。这就是他们的行为逻辑。
　　无论在学校、社会上，人们都缺乏一种对生命基本的敬重。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是政治忠实教育，为了某种所谓的崇高目的，可以采用野蛮的、血腥的途径。在个体面临挑战的时候，他的心里没有一个强烈的，以生命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判断，一旦发生冲突，即诉诸暴力手段。
　　可以看到这些案例，他们甚至没有深层思考，没有权衡，没有谋划，一旦有了冲突，便直接冲向弱者或者冲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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