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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 大趋势
舒立对话
  明年——2011年,系苏联解体20周年。
  1991年12月25日19时38分,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穹顶徐徐落下,白、蓝、红三色俄罗斯联邦国旗冉冉升起。那一晚,红场上寂寥无声。
  苏联这一存在70载、称雄世界数十年的“红色帝国”为什么会土崩瓦解?标志着“冷战”结束的苏东剧变因何发生?对这一“二战”后最重大历史事件的起因与影响的分析与辩论,一直持续至今。历史无情亦有情。苏东转轨或已结束,但对转轨学的深入研究仍格外值得关注。我们希望借苏联解体20年之机,了解学界长期研究积淀和最新成果,与读者分享…[查看全文]
许成钢
许成钢|
香港大学教授
一个社会只有持续地通过透明的渠道把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及时充分地暴露出来,才能找到解决办法
舒立对话
|  胡舒立
《中国改革》执行总编辑
俄罗斯经济转轨20年了,但从经济增长方式看,仍是粗放的,轻工业仍然不发达,还是倚赖能源、军工
胡舒立
苏联缘何崩溃

  财新-《中国改革》: 2011年是苏联解体20周年,这是当代史上最深刻重大的事件之一。在你看来,苏联解体的原因有哪些?

  许成钢: 苏联这样一个超级大国崩溃,必然存在复杂多重的原因,简要地说,其政治经济体制的内在问题构成两个最重大的原因。第一个是其经济体制内在的问题,长期的经济改革失败及与其紧密相关的长期(十几年)经济增长停滞;第二个是其极权政治体制的内在问题,长期政治压制最终失控。此外,转轨期间的一系列严重决策失误更是雪上加霜。
  先说第一个。从上世纪50年代末起到80年代末,苏联及中东欧国家经历了长期的、反复的各种改革和尝试,都失败了。这使得苏东国家改革派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体制是不可改革的,只能以市场经济全面、彻底地取代。这一认识在苏联解体过程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财新-《中国改革》那么,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或他继续使用暴力的话,这个结局会怎样?没有人能准确预言它在何时崩溃,但对其内在的逻辑,若干经济学家,如哈耶克,早就作出了分析。

  许成钢: 哈耶克并没有预言计划经济体制必然崩溃,他只是指出它的运行效率是低的。还有,高压政治和暴力也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最残酷、赤裸裸的屠杀,也可以是比较隐蔽的高压政治。实际上,任何非民主制度都是依赖高压政治和暴力维持的,而世界上民主国家占少数。总之,依赖高压政治和暴力维持的体制虽然不稳定,但并不一定崩溃。这样的体制即使导致经济发展缓慢,也可以逐渐衰落,并不一定以崩溃的方式被替换。

  

  财新-《中国改革》乔治•W•H•布什在他与斯考克罗夫特合著的回忆录《The Transformed World》中反复讲,在他任期内,对苏东集团的变化采取了保持距离的态度:不介入、不阻碍、不鼓励。但是,20年来,也有不少“意识形态专家”坚持说,苏东剧变是西方颠覆、和平演变的结果。你怎么看?

  许成钢: 撒切尔夫人及里根总统曾自吹英美政府在苏东集团解体上发挥了作用。他们和某些中国人士一样,太夸大西方政府的力量了,太夸大政府的作用了。单看今天的全球金融危机就可以知道,西方连自己国家里的经济事务都搞不定,有什么力量去搞定其他国家远为更复杂的事情。

  

  财新-《中国改革》当时存在一种竞争:戈尔巴乔夫竭力鼓吹《新联盟条约》,在国际关系中苏联为一个主权国家,但结成联盟的各共和国也均为主权国家,有权同外国建立直接的外交、领事和贸易关系。在条约即将签字的时候,叶利钦等三位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在明斯克举行会谈,宣布苏联解体。在俄罗斯有些人也一直在说,三四个政治寡头决定了苏联的命运。你怎么看这种解释?

  许成钢: 戈尔巴乔夫鼓吹《新联盟条约》不是原因而是结果的序曲。那是在苏联解体前夕的最后努力。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带有一定的偶然因素,很微妙。戈尔巴乔夫本人的状况并不是苏联解体的最重要原因。戈尔巴乔夫在苏共党内地位动摇,这是肯定的。但是,如果他的竞争者叶利钦有整个苏联作为权力基础,也不会推动苏联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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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促私有化埋祸端

  财新-《中国改革》前苏东集团国家转轨至今20年,虽然总体上已除旧布新,有的国家发展很好,但是,转轨道路之曲折远远超出了当初的预想。

  许成钢: 前苏东集团国家转轨整体上经历了经济大衰退,除了苏东集团国家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初国际学术界对于如何转轨,存在认识上的严重缺陷。1990年代初转轨开始后,大批西方最有名的经济学家前去提供援助。我所在的哈佛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是欧美向苏东转轨提供政策援助的重要的机构。哈佛大学的杰弗里•萨克斯和安德烈•施莱佛等教授,伦敦经济学院的斯坦尼斯洛•哥穆尔卡和理查德•利亚德教授等,带着许多优秀博士生及年轻经济学家从1990年起就陆续前往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俄罗斯等国给予政策援助。他们对世界银行及IMF的政策都有重大影响。但是,他们对经济制度及经济制度转轨的认识存在严重的缺陷,导致一系列重大失误。

  

  财新-《中国改革》谈到这里,有个问题出来了,就是转轨路径的选择。20年来,中国许多论者把转轨中出现的问题归咎于“休克疗法”。而中国渐进式的改革路径至少到目前是成功的。但是,也有学者说,俄罗斯采取“休克疗法”也是势所必然。以前那么多次改革都失败了,如果不采取一种非常有力甚至极端的方式,人民难以产生对改革的凝聚力。另外,有的拉美国家采取了“休克疗法”,成效是不错的。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许成钢:拉美国家的“休克疗法”方案就是哈佛大学的萨克斯制定的。但是,拉美主要是治理通货膨胀问题,“休克疗法”就是一下子紧缩财政支出和货币供给,几个方面一起入手,迅速把通货膨胀卡住,这在拉美是相当成功的。但这与经济转轨问题本质上是不同的。

  

  财新-《中国改革》快速大规模私有化的方案设计思路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得到政策制定者的认可?

  许成钢:快速大规模私有化的设计者认为,把国有企业的股份以认股权证方式免费送给老百姓,然后,老百姓可以自由交易这些认股权证,由此可以立刻形成市场,一举解决私有化和创造市场的双重问题。

  

  财新-《中国改革》顺便提一个问题,近年来,不断有经济学家提出,把中国的国有企业分给老百姓,你认为可操作吗?

  许成钢: 这完全取决于具体方案。如果是说用“送给全民”的方式实行私有化,那么,至少到现在没有一个像样的方案。但是,如果分的是国有企业的利润,比如,把它的利润的相当一部分拨给国家级的社保单位,以此为国家社保基金提供资金,那么,这个方式是相当可操作的。但是,这与解决企业治理问题无关。如果把大部分国有企业的不可交易股送给国家级的社保单位,如何解决企业治理问题则仍然是基本问题。总之,这件事不能靠口号,而是要有具体可行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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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泞的“路径依赖”

  财新-《中国改革》叶利钦执政时期,国家制定了很多法律规章,以促进转轨。从体系上来讲,是比较完备的。但是,从后来的实际运行来看,俄罗斯到现在为止还称不上是一个法治国家。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许成钢:还是刚才谈到的,它的制度建设和私有化的顺序是反方向的。本来,为了推行私有化,先要有股票市场和相应的法律制度,它都没有。它是把企业已经用认股权证分了以后,再逐渐制定法律,逐渐形成市场。在这个过程中,就出了大问题。一个基本问题是,谁有钱能够去收买认股权证?只有很少有“关系”的人能够从银行借来钱。这跟法律没有什么关系,当然,他不是抢来的,是“合法”的。这些人摇身一变控制了经济的主体,然后,又反过来深入影响政治法律。

  

  财新-《中国改革》俄罗斯经济转轨20年了,但是,从经济的增长方式来说,仍然是粗放的,其支柱产业跟苏联相比也没有太大的变化,轻工业仍然不发达,还是倚赖能源、军工。转轨为何如此艰难?

  许成钢:这依然是跟刚才讲的问题联在一起的。在私有化过程中,俄罗斯把一个中央计划经济变成了少数人控制权力和财富的寡头经济。当初,少数人能借到钱从老百姓手里廉价地把认股权证买走。如今,经济由这些寡头来操作,他们自己不是企业家。他们的垄断使得真正的企业家难以活动。当没有企业家活动空间时,继续过去的方向是最容易做的事。何况,俄罗斯有的是资源。

  

  财新-《中国改革》到今天,苏东集团转轨的基本情况怎么样?

  许成钢:过去属于苏东集团的20多个国家之间现在已经拉开很大的距离了。表现最好的国家是波兰和匈牙利,从1994年到金融危机前,其GDP年增长率大约为5%到6%,在欧盟中都属于中等收入国家,百姓生活相当舒适,享受着民主与自由,企业家可以充分发展。斯洛文尼亚增长率要低一点,但更富有。这是中东欧比较强的一方。

  

  财新-《中国改革》俄罗斯几任领导人,叶利钦、普京和现任总统梅德韦杰夫的施政纲领有什么不同,对转轨的影响如何?

  许成钢:叶利钦做的基本上是破坏旧制度,建立新制度之所为不到一半。可称破坏有余,建设不足。他有一个很强的观念,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在其任内,俄罗斯建立了选举制度,有了政党竞争和媒体自由,这些很多是纸面上的进步。因为他同时扶持了寡头垄断,这不仅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背道而驰,而且是从基础上反民主的。俄罗斯出现的最大的问题恰恰是在他执政期间快速生长起来的反民主、反市场的寡头力量在起坏作用,导致俄罗斯一系列的政治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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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亟需忧患意识

  财新-《中国改革》中国和前苏联的改革走了很不相同的道路,结局也大不相同。你怎么看这其中的异同?

  许成钢:为了深入理解中国与苏联在体制和改革方面的差别,让我们看一下中国改革前夕发生了什么。首先,在改革前夕,中国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政治力量、经济结构的特点和苏东集团已经有了明显不同。最突出的是,“文化大革命”这个世界史上奇异的事件,在中国造成了一个奇特的后果:在行政体制上,中央计划的官僚体制被极大地削弱;在意识形态上,多数人民群众,普通共产党党员,甚至高级干部在“文革”后期,尤其是1975年到1976年间,都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持不同政见者”。

  

  财新-《中国改革》改革顺序一直是讨论最多的问题之一。看来,你认为中国因为“文革”震撼,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变化之大事实上为此后启动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条件。

  许成钢:实际上,中国的政治行政体制已经经历了显著的变化。首先,由于“文革”,在经济改革的前夕,政治制度框架已经非常虚弱了。今天看到的这些框架基本是在改革过程中逐渐完善甚至重新建立的。现在的中央决策过程同“文革”中或“文革”前相比,也有了很大变化。那时,毛泽东个人基本上决定了中央的所有重大决策。个别重大决策虽然不一定是他亲自拍板的,但所有人都必须看他的眼色行事。现在,中央重大问题的决策已经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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