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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九零年初我迁到旧金山,在一家小出版社当编辑。薪水很低,但工作还算有趣。
那年的八月十九日,莫斯科发生抗拒民主的政变;群众涌上街头,军队哗变。叶利钦大叔当时尚未酗酒,他跃上坦克车发表演说,身手矫健,语调自信,给众人留下深刻印象。那个夏天,我认识了一群中国知识分子,大家生计无着,天天讨论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如何如何。淹没在相同的议题里面,时间一长,感到强烈的憋闷。既然祖先和种族如此不堪,那我凭什么上街勾搭白妞?大约从那时开始,我的“磕婆子”业绩急转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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