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第57辑 卷首语

　　回顾过去三十多年的历史，中国经济是在改革的不断突破中获得长足发展的。其中最大的突破就是，1992 年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围绕这一目标，整体设计并陆续推动了一系列具体改革，其中包括财税、外贸、金融、公司治理、国企改革、建立新社会保障体制等，初步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推动了此后近20 年的稳定高速增长。然而，随着上一轮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渐趋耗尽，中国经济结构中的各类矛盾正在积聚爆发，再加上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社会上对于中国要不要走市场经济、走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用主编吴敬琏的话来说，“中国正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如何凝聚改革共识，重塑改革动力，在明确目标和方向的基础上，启动新一轮整体改革，为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扫除制度障碍，值得关注和探讨。

　　开篇楼继伟的文章认为，经过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建立，解决了资源配置和宏观稳定问题。但是，这个框架还不够完整，必须从体制上、根源上着手，在今后5~10 年继续深化改革。他用国际比较方法的视角，提出与主要经济大国相比，中国有制度上的六个特殊方面需要改革，即社会保障、个人所得税、户口制度、中央和地方财政管理体制、资本项目可兑换、开放条件下的大国经济的财政和央行关系。他剖析了这六个方面的特殊性及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改革思路和建议。最后，他总结说：“这六个方面无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而是与市场经济制度的趋同性有关……它们虽然属于中国市场经济框架的主要部分，但不是最具决定性的部分。最具决定性的部分在过去已经通过重大改革实现了。中国改革不可逆转，体制不会倒退。通过持续的改革，中国将成为国际上更加稳定、增长没有大波动、而且更富有全球责任的大国”。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人们对资本主义乃至市场经济质疑不断，在国内甚而出现了回归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呼声。一直致力于研究社会主义体制和计划经济的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80 多岁仍笔耕不辍，给我们提供了一篇有关市场理论研究的最新文章，也许可以让我们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待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以及当前的危机。科尔奈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概括为可以用实证和规范方法加以研究的两种市场状态：“过剩经济”和“短缺经济”，而不是充满了意识形态色彩的“两种主义”。他首先用实证方法，从供给、需求、定价等市场运行角度比较Comparative Studies（第五十七辑）IV对过剩经济进行了理论上的归纳，运用简化案例提供了过剩和短缺的概念定义及其测算方法，出于对比的需要，分析了过剩经济和短缺经济的因果关系链。随后，用规范方法分析了过剩经济的影响及对过剩经济的评价。此外，文章还讨论了商业周期波动、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变化和持续倾向、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导向改革以及后社会主义时期的转轨。在分析和讨论的过程中，他还归纳出了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论点：比如体制的基因遗传倾向，资本主义国家预算约束软化的长期趋势，等等。对于当前的危机，他认为国际讨论的焦点一直放在金融产业，而对实体经济的运转机制如何，哪些领域形成了规模巨大的闲置产能，经济体的各个产业部门如何能够更好地协调发展等问题，则关注太少。这篇文章共计100 多页，内容极为丰富，为了让读者能够充分领略作者的观点，我们特意全文一次刊登。

　　“前沿”栏目是2008 年金融危机后设立的“国际经济政策和改革委员会”的研究报告《反思中央银行业务》。该报告结合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对传统货币政策框架，即有弹性的通胀目标制加浮动汇率制，进行了反思。报告认为，需要重新界定价格稳定与其他广泛的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目标之间的关系，而且货币与汇率制度的发展已经导致一些重要国家的政策出现矛盾。在后危机形势下，发达国家面临公共和私人债务高企，新兴市场国家则面临资本流入和货币升值的隐忧，这些都要求中央银行扮演新的角色。报告从理论和政策实践两个角度分析了这些问题。根据分析，报告建议中央银行应该超越追求低通胀的传统目标，直接采用金融稳定目标制；在实现此目标的过程中，应该使用各种宏观审慎工具，并辅之以货币政策；还应该建立一定的机制，鼓励大国的中央银行将其货币政策产生的溢出效应国内化；呼吁成立由全球主要央行组成的国际货币政策委员会。报告反复提醒中央银行，必须认识到还有其他同等重要的事项，如高昂的公共债务管理成本、汇率水平；必须认识到货币政策只是政策应对措施的一部分，如果没有财政政策、结构性政策以及金融监管等政策的协调配合，货币政策不可能发挥效力。

　　“比较制度分析”栏目是两位专攻制度经济学和经济史分析的专家平卡斯和罗宾逊对英国光荣革命的分析。著名经济学家诺斯和政治学家温加斯特曾有力地论证，光荣革命是一次关键的制度变迁，它改写了法律上的正式规则，导致财政和政府制度的根本性重建，解决了政府（国王）的可信承诺的问题，从而为英国的工业化创造了有利条件。不过，平卡斯和罗宾逊认为，光荣革命并不完全是改写法律上的正式规则，而是一系列相互联系的事实上的制度变迁，这些变迁不仅源自权力和权威平衡的变化，而且是更广泛的英国政治均衡再定位的一部分。光荣革命对英国经济至关重要，不单因为它解决了可信承诺的问题，而且因为两个其他原因：第一，光荣革命导致的制度变迁意味着，现在制定政策的是政党政治产生的各个部委而不是国王的私人顾问；第二，在这些部委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辉格党，他们制定了具体的经济现代化方案。本文可以说是对诺斯和温加斯特分析视角的很好补充。

　　2008 年的金融危机吞噬了美国和许多欧洲大国的银行体系。加拿大是一个显著的例外。三位加拿大经济学家波尔多、瑞迪什和罗科夫分析了其中的原因。他们认为，金融体系的结构具有路径依赖性，加拿大的银行体系在最近的金融危机中要V比美国的体系更稳定，反映了这两个国家19 世纪早期的初始制度基础。从19 世纪一直演变到20 世纪末的加拿大集中式银行体系吸收了系统风险的主要来源——抵押贷款市场和投资银行，它还受到全能型监管机构的严格监管。相反，自19 世纪早期演化而来的美国银行体制相对比较脆弱，分散而且很容易爆发危机，这个银行体系催生了证券市场、投资银行和货币市场共同基金（即影子银行体系），与此相结合的是多个相互竞争的监管机构。其结果就是银行体系无法消化导致2008 年危机的系统性风险。

　　金融危机爆发后，评级机构饱受争议，欧洲和美国都陆续推出了一些重大措施，来提高评级机构的可信度和可问责度。在“法和经济学”栏目中，著名法学家小约翰· 科菲认为，有关评级机构为什么虚夸评级的最新证据表明，当前欧洲和美国的改革措施都太零散杂乱也不够彻底，因此不可能解决评级机构中的利益冲突问题。改革者不得不在两个方面作出选择：一是执行“用户”付费模式，迫使评级机构争取投资者而非发行者的支持；二是设法降低评级机构或取消评级机构的作用，以降低评级机构的监管权力。尽管第一个选择明显优于第二个选择，但评级的“公共品”特性使用户付费模式不可能在没有监管干预的情况下发展壮大。因此，评级改革应当鼓励“折中模式”，即投资者选择评级机构，发行人或交易安排人为结构性金融交易的首次评级支付初评费。

　　目前，收入分配研究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但是，某些研究对一些基本收入分配统计指标的定义、口径和具体计算方法存在误解，从而得出一些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甚至是相互矛盾的研究结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的文章以国际标准关于一些基本收入分配统计指标的定义、口径以及我国的具体规定和计算方法为依据，探讨了当前我国收入分配研究中存在的相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