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问：　从欧洲大陆说起，一年多以前，我们认为南欧的债务危机肯定可以控制，不至于严重到需要引起华盛顿日常关注的程度，但事与愿违。可否谈谈你对欧洲债务危机的感觉？

　　盖特纳：先前在欧洲，我已经花了很长时间和人们谈论这个话题。我认为，他们是从去年5月危机爆发起就认识到，将尽一切努力保持欧洲为一体，动用一切必要的金融资源，以确保有更强的能力帮助成员国度过危机，并辅之以非常强大的约束机制，以确保那些国家能够提出更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我认为，在危机爆发前后的这段时期，欧元各国都没有坐以待毙，而是估算未来危机升级的可能，试图预判危机扩大的形态和模式，估算出要提供多少可以用的资源，如何处理这些资源，以什么样的条款提供这些资源，可以灵活地运用这些资金，使其成为更强大的武器。

　　众问：欧债危机究竟是一个流动性问题，还是一个偿付能力问题？

　　盖特纳：一个国家的偿付能力从根本上讲是由增长能力决定的。这次危机中正在边缘化的那些国家面临一场痛苦、剧烈、富有挑战的改革。这对解决问题是必须的。为了能够实现所需要的改革，改变金融体系的深层结构，做更具竞争力的事情，而不仅仅是收缩政府机构规模，这些都需要时间。因此，需要允许政府和银行体系自我注资，这是流动性的需要。当然，首先需要一个体系，能够使那些国家经济增长，增加收入。

　　众问：美国从这次危机中能够总结出哪些经验？

　　盖特纳： 我对欧洲发生的一切表示关切和尊重。我认为，欧洲面临的挑战从许多角度来看比我们更严峻。别忘了，美国是这一切的震中。我们犯下了错误，导致金融体系基本结构的损坏。但要记住以下几件事：在高峰时期，我们的银行规模与GDP等值。在英国，银行资产相当于GDP的5倍，爱尔兰和瑞士都是8倍，在德国是3.5倍。所以，欧洲国家面临更大的挑战。

　　美国采用了这样一个战略，允许——或者更准确地说迫使——金融体系中最弱的部分消亡，并且允许房地产方面的调整，所以，我们以一种更健康的态势，更快地修复损失…

　　众问：欧洲是否应该考虑采取一个泛欧洲的解决方式？

　　盖特纳：近期的问题是如何提供资金支持，使改革获得更大空间，让改革在银行体系和主权国家两个层面展开。你可以通过主权资金来实现，它有财务上支持银行的能力。从更普遍的意义上来说，它是联邦解决方案必要的、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而长期的本质的问题是欧洲是不是明白，它不能在统一市场与分立主权之间立于一个中间地带。它应该在在财政和银行体系上建立我们所说的联邦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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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问：通过这次危机，你是否认为发达经济体需要调整经济结构？

　　盖特纳：应该这样思考问题：当你的生活超出你的能力时，你允许银行是经济规模的10倍，靠举债维持的政府支出会面临越来越高的市场利率负担。风险是如果采纳了一个不负责任的结构调整方案，过不了多久，政府就要靠举债来维系，银行体系也要靠借贷。所以，必须问自己，明天谁会借给你美元或欧元？

　　众问：那么，从财政可持续性上来看，美国与欧洲有什么区别？

　　盖特纳：这是个好问题。美国确实有一连串基本的优势和一连串麻烦的短处。就优势而言，我们有这样一个体系，它责成行政部门每年制定一个10年预算，它表明了详细的政策、收入和支出，以实现财政路径。在美国，这只是第一步，行政部门并非立法部门，我们不能强迫国会确实达到收支平衡，这是一个短处。

　　但是，我们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对于所有的事项，诸如政治、宏观经济、环境等等，使用独立人士追查每件事项的成本和收支，要隐藏或避开可持续性会难得多。美国财政同任何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都远为强大和健康，即使赤字相当高…

　　众问：对于赤字，你有多么紧张呢？那将是一场政治斗争。

　　盖特纳：我们的制度中所欠缺的是让国会能够信守多年限制自身行为的承诺，恪守多年减少赤字的责任。对此，我们已经努力做了很多类似的试验，其中有一些非常有效。但是，美国需要的是一系列财政改革，改革将会使国会多年内把自己限制在一个财政路径上，这将促进增长，恢复财政，这包括要对过去治理不力的房地产市场实施清理。这些都是美国将来不可避免的一步。

　　从理论上说，美国是一个复杂的地方。但是，我认为华盛顿的成年人都知道，天是不会塌的。在这次选举中胜出的共和党领导层非常谨慎地向我们的成员解释，我们都对国家负有责任，国会领袖共同承担那些责任。

　　众问：能否讲一讲税制改革？依然不明朗的是，它是否实际上是企业税制改革，或是规模更大的像1986年那样的全面税改。

　　盖特纳：美国要依赖税制改革，作为美国最终财政解决方法的一个部分，我们需要本质的变化。可以合理地预期，实现这一目标的惟一路径是向人们提供一个更简明的税收体系，减少扭曲。

　　现实情况就是我们有着庞大的、过时的税务体系。必须了解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改革必须促进务实的努力，提供实现长期财政目标的路径。我们需要让步伐快一点，因为这些事情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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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问：近来，你对全球再平衡似乎变得更为乐观，并指出在美国不会实行保护主义。

　　盖特纳：首先，我从未对任何事情感到轻松。我是一个有着年轻人面孔的老人，有一个深层的忧虑。这场危机带来的大难题，诸如失业率蹿升，给社会保障领域增添了沉重负担，这会导致一种长久的、强大的保护主义的深层风险。保护主义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都有压倒性力量，将会持续很长时间。对于政治经济而言，我们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是怎样搞清如何确保对国际贸易投资体系的有一个保护机制。我相信，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它只是需要付出很多努力。

　　众问：你对中国至今采取的有关结构调整的措施如何评价？

　　盖特纳：中国正在改革和变化，一个公认的基本事实是它太大了，不能让出口成为主要的经济增长来源。几年前，中国人认清了这一点。随着这一认识的扩展，他们希望国内需求能够替代来自通商口岸的外需，以内需推动增长。这是正确的基本战略判断。

　　为了让这种情况出现，允许汇率浮动调整就是必要的。如果不调整，汇率将不利于这些目标。你将会看到：由于汇率激励企业家继续发展低回报率、低增长、低附加值的产业，振奋人心的创新和增长被破坏了。当然，如果没有知识更快速的发展，中国将会面临这样的命运：令人非常痛苦的严重通货膨胀，使未来变得更加不确定的资产泡沫传播的风险。对此，中国比任何人都更清楚。

　　众问：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是否还有很大的压力？

　　盖特纳：如果我们看看中国正在做的事情，比如，让汇率浮动，并且开始解除境外使用人民币的限制。国会应该看到这些改革，认识到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让汇率政策更加灵活。因为中国是一个巨大的独立经济体，当它将其货币捆绑在别国货币上的时候，它是在采取“消毒”策略（sterilization，指央行购入外币，发行本币，使外币不能进入国内流通领域，结果为外汇储备激增）。

　　中国政府花了很多精力，用了很多心思去试图了解，在华盛顿围绕着贸易的政治问题有多么宽广、多么深入、多么紧张。他们了解，而且他们密切关注着。他们认识到，中国改革的关键是能够继续享受相对良好和包容的外部环境，尤其是在美国，通向美国的需求、美国的市场和美国的投资。所以，他们想要确保谨慎行事，不想失去对于我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政治支持。

　　众问：中国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盖特纳：首先，中国要消除它的通货膨胀压力，过去中国处理过这个问题，而且很有成效。但是，目前中国的政策还是十分宽松的，根本上是因为总体上中国的货币政策仍依附于美国的货币政策。我们是一个每年增长3%到4%的经济体，基本上不存在通胀；而中国的相关数据是8%到9%，考虑到通胀因素，中国的实际利率为负值。

　　对于中国，最好的办法是削弱与美元的联系。除非中国这样做，不然不会有足够的灵活度，在必要时及时调整以抑制通胀。中国人明白这个道理，他们只是正在更加稳健行事，因为政治是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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