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赶型增长到尽头

　　增长是个好东西。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来说，没有增长就没有一切。那些人均GNI（国民总收入）很高但目前陷入债务困境的发达国家现在也突然领悟到，没有经济增长来覆盖庞大债务和各种损失，仅靠紧缩是难有出路的。但增长的来源是什么？结果是什么？不同来源和结果的组合对社会又意味着什么？对当下中国，与其不断推出经济刺激计划重复旧的增长轨迹，不如加快一揽子的结构性改革。

　　中国过去30多年高增长的基础是巨大的追赶空间和后发优势。总体而言，这一高增长主要源于外生的效率提升和大量要素投入。市场机制的引入刺激了这一进程，与全球经济的对接加快并延长了这一进程，而权威主义的政治体系则保护了这一进程。高增长当然产生了正面的结果，但追赶式增长是一种非常依赖要素投入和规模扩张的增长方式，导致了对投入的过度依赖，还产生了诸多重大失衡，包括产业结构失衡、储蓄与消费等重大比例失调、收入分配和国民福利不公等。这个阶段的许多失衡实是有意为之。德国的霍夫曼理论、苏联的两部类理论、中国的毛泽东和梁漱溟之争（实质是工农之争和消费积累之争）等都支持这类失衡。其内在逻辑是：国内居民补贴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国内企业部门补贴国外居民和政府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