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问责型福利观”成为改革动力

　　如果要搞2012年度的“大事评选”，我以为7月21日的北京大暴雨应该算一件。这不是因为它“××年最大”或“××年一遇”之规模，而是由于国人——至少是北京人对此次事件的反应，在我们这个体制下是前所未见的。它应该预示着某种深刻的变化。

学习问责

　　北京“7•21”暴雨成灾导致至少79人不幸遇难的事件发生后，网络上出现了一场关于超纪录雨情的论战。有关部门在“第一时间”说，这次灾难是因“61年来最大”的暴雨造成的，随即有人在网上质疑说1963年的雨量更大；当局又请专家解释说那场雨虽然程长面广，但就“24小时雨量”而言还是这次更大。然而网络时代使得公众检索更为方便，资料垄断更加困难，很快有人又专门针对“24小时雨量”举证说：《中国气象灾害大典（北京卷）》确有1963年8月8日“暴雨中心在朝阳区来广营，日雨量多达463.5毫米”、1972年7月27日“暴雨中心枣树林的最大日雨量为479.2毫米”的记载，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