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重：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后该怎么办

　　周文重：我们经常讨论“中等收入陷阱”，现在，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那么是否将陷于这个陷阱？

　　我的观点是，基于1990年的国际美元，2010年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7864国际美元，超过大多数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时4000国际美元的人均GDP水平，也超过了多数前苏东集团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时6000国际美元的人均GDP水平。

　　从中国经济增长趋势来看，我认为，中国人均GDP在三到五年内，可能会达到1.1万国际美元。换言之，在这段时间里，中国人均GDP将超过那些成功越过这道高墙的国家。如果较高的增长率保持下去，中国可能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越过高墙后会发生什么？[详细]

维克拉姆·尼赫鲁：国家和社会间要形成新的关系

　　维克拉姆·尼赫鲁（Vikram Nehru）：中国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把困扰了中国许多人很长时间的一系列担忧提到表面：腐败、不平等、法治不够健全、问责机制有待完善。

　　这些事情也非常集中地反映了中国面临的主要经济挑战：如何保持较快的增长步伐？如何确保提高增长的质量？这是中国人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在讨论的问题。的确，实现这两点非常困难，而两者都需要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大变革。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将放缓。增速下降的原因是资本劳动力比率上升，中国储蓄供给也将减少，可用资本量预计也将下降。

维克拉姆·尼赫鲁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

　　为了保持与以往同样高的经济增速，或至少确保较快的增速，要求中国变得更有效率。为此，中国要变得更善于创新，即熊彼特式（Schumpeterian）的“创造性毁灭”,同时要更有效地分配免费资源，并确保有一套允许资本流动的体系。在许多国家，这一进程是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驱动力。[详细]

陈志武：控制快速膨胀的政府规模

　　陈志武：我想强调三点。

　　第一，关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无论是绝对还是相对来说，当前中国政府的规模之巨大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第二，当前中国政府规模仍然在膨胀，并且扩张仍然很快。

　　除非出现根本上的政治体制改革，否则就难以出现改变这个趋势的实质性动力。

陈志武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

　　第三，中国的政府规模事实上已经过大。

　　这也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源。这个模式必须被施以更多改革。否则，投资驱动型发展模式的本质很难得到改变。政府规模过大也是导致中国法治建设欠缺或困难的根源。

　　那么，有什么证据可以支持我以上的三个观点呢？[详细]

汪涛：财政和税收体系改革应先行

　　汪涛：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认为经济比政治更重要。我们需要先改变经济激励和激励机制，来制定政治力量格局。

　　所以，经济改革比当前迫切的政治改革更加重要。我们必须使用经济力量，通过价格信号、激励机制，还是税收系统来改变政府的行为。

　　关于经济改革的重点，很多人说金融领域改革十分重要。我曾经做过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长期关注的是财政领域。IMF甚至可称为It’s Mostly Fiscal（“主要是财政性质的”），因为很多结构改革必须先从财政改革开始。

汪涛

瑞银集团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在美国有美联储，可以大把印钱，但是，要推进财政整顿则比较困难。然而，重要的结构改革都在于财政领域的改革，而不在于印钱的美联储。

　　这跟中国的情况是一样的。中国需要大量的财政改革和公共金融改革。当然，国有企业改革、要素价格和市场改革也是亟须的。在下阶段我们谈及改革时，必须考虑政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和应该更少地做什么。[详细]

张岚岚：行业改革的关键是反垄断

　　张岚岚：我着重探讨行业改革将在哪里施行，并且说说这将如何提高中国的生产力。

　　以电信业为例。回顾这十年来中国电信业的发展，没有人会想到它能取得今天的成就。

　　过去，电信行业没有外资所有权，除了一个位于香港为一些主要电信运营商而设的公有制企业，没有私营企业参与其中。但今天，中国无疑是全球最大的无线电信市场，中国移动这样的运营商成为了全球最大的运营商。

　　按照市场资本化标准，中国移动拥有健康的资产负债表。不过，有时候，中国移动高达约3000亿元人民币的市值令人担忧。

张岚岚

中国国际金融美国证券有限公司总经理

　　在上市公司中，中国移动的母公司市值不过比其高了约3000亿元人民币。另外，即使看服务水平，中国人可能比在纽约市民享有更好的网络覆盖范围。这是一些中国人在世界其他地方旅行时会抱怨的事情之一。在中国，地铁上和电梯里都有信号。

　　那么，为什么中国在电信领域取得如此成绩的同时，还面临着新问题和忧虑呢？例如，腐败问题，运营商在无线领域、宽带领域形成的垄断问题，等等。[详细]

巴里·诺顿：中国正在经历三个转折点

　　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当今中国正在经历三个转折点。

　　第一个，宏观经济的转折点。

　　显然，大多数人都知道中国经济正在放缓，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目前的经济放缓很大程度上是政策的有意结果。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是常规的政策。

　　第二个转折点，是政治领导集体的过渡。

巴里·诺顿

布鲁金斯学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

　　政治过渡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当然，我们很自然会关注国家领导层，他们表达了对深化经济改革的兴趣。过去六个月中，许多经济政策发生变化，与新任经济官员联系密切。但是否有足够的后续动作来真正创造一个经济政策的转折点，我们也许要到2013年年底才会看到。

　　第三个转折点，是中国在经济增长模式上经历着根本的长期转变，更重要的是潜在因素的长期转变。[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