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希望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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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丁丁

　　与其他消息相比，网上流传的关于“富平学校”的报道不多，“亿兆搜索引擎”只提供了两页文献索引。不多的报道，却不断让我们联想到梁漱溟先生早年力践的“乡村建设实验”，也是办学，也是倡导农民自救，也是高尚的学者与朴实的孩子们为伍。虽然，我们也知道，乡村建设实验最终流产，中国农民的自救终于找到了别的、更“便捷”的路径，就是梁老先生自己，也不得不重新思量政治变革对乡村建设的重大意义。

　　据国内经济学家的计算，政府每调拨100元“扶贫款项”，只有2元能够最终进入贫困人家，其余的98元，都被“截流”在与扶贫有关或无关的各类环节上了。据美国“人气”第一号节目主持人比尔•奥莱力披露，美国人捐献给“9•11”受难者家属的款项，每100美元只有20美元实际上发给了这些家属，其余80美元都被慈善组织“挪用”或“扣除”了。可见，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扶贫的制度费用极其高昂——道理很简单，责任和权利脱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