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改革与中国角色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年会与世界银行年会10月7日在伊斯坦布尔双双落幕。继9月下旬美国匹兹堡的G20峰会之后，此次接踵而来的年会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主要在于世人对于IMF的改革憧憬。然而，会议的结果难尽如人意，IMF在后危机时代的定位仍不明朗。回首半年前IMF春季会议之时，各国聚首共商应对危机之策的心情是何等急切，更觉当前改革时机不可错过。

　　应当承认，此轮全球金融与经济危机发生，恰与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国际金融系统性监管的缺失直接相关，更显示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缺乏外部性考量的恶果。为避免风暴再次袭来，防止全球经济陷入大萧条，各国协调有力的政策干预势在必行。世人由此寄望于IMF改革。以其常设性机构的性质，以其拥有的大量专业人才和经验，以其可处理国际金融经济的具体事务的实力，以其可对成员国经济政策实施监督并提出政策建议的功能，更以其186个成员国的广泛的代表性，IMF成为惟一一家“既着眼于实体经济又着眼于金融体系的国际机构”（总裁斯特劳斯-卡恩语）。尽管在过去的危机干预中也曾有不成功记录，但这家国际金融机构在此次危机中通过对借贷方式的若干调整显示功效，确已重新回到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参见本期封面文章“需要怎样的IM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