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这部传记能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对我而言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在作者看来,每一位读者无一例外都非常重要,但是,中国读者在我心中(我还要加一句:在我的感情世界里),占有一个很特殊的位置。
这一特殊位置最初是因为我的个人经历而慢慢形成的。1985年,我非常荣幸地应邀参加了在长江巴山轮上举行的国际会议。在那次会议上,中国的经济学同行邀请了七位国外经济学家谈谈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看法。这让我有机会可以就中国的改革前途发表自己的观点。打那以后,经济学家们谈到改革问题时,仍然常常会提到那次“巴山轮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