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病了，还是我们病了?

　　这篇报道所披露的，其实是西方化的社会疾病，因为我们中国传统的人生，从来就是林语堂说过的“艺术的人生”，是“儒道互补”的心智人生，是庄子所论的“枢，莫得其偶，以应无穷”的不求发展的人生。我们传统的心智人生，一旦被市场生活和现代工业拖进西方化的轨道，就发生了竞争的压力、道德的危机、情感的变形、信仰的失落，于是发生了普遍的心理疾病，于是中国人开始普遍地经历王国维先生经历过的“可信而不可爱，可爱而不可信”的生存危机。
　　我最尊重的一位生存哲学家海勒女士（A. Heller）说过，缓解个体与群体之间紧张关系的两个基本方式是：（1）个体把群体遵守的行为规范内置到自己身上，成为“习惯”，从而能够忘记痛苦；（2）个体重新阐释群体遵守的行为规范，通过这样的“文化创造”，赋予个体行为新的意义，从而获得社会对个体行为的某种承认。
　　不难看到，当个体既无法通过建立习惯来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又无法说服社会接受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时，个体便每日每时生活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个体与群体之间便形成长期无法消解的冲突。而这冲突的最终受害者，除了心理压力的承受者本人外，其实还有社会——因为社会在忽视个性的同时便扼杀了它自身的创造能力。
　　可是我们不妨进一步询问：对于试图把群体的行为规范内置到自己身上的人而言，谁是这个“规范”的制定者呢？谁被社会赋予了生杀予夺的权力来阐释从而命名那些所谓的“规范”呢？谁可以凭借命名的权力指称另外一些人为“精神病”呢？对于试图重新阐释群体行为规范从而使自己的生活方式获得社会承认的人而言，谁决定了这阐释的合理性？谁被社会赋予了如此强大的话语权力来决定社会是否同意这个人提出的新的阐释？谁有权力指称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个人行为为“有意义的”行为？弗洛伊德是正确的，而不正常的，不是个人，是我们的社会，是我们的“西方化”了的社会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是我们社会的权力格局和意义体系发生了严重扭曲。
　　那些最缺乏权力的群体，在这一专栏里被称为“边缘”群体，又被社会学家叫做“弱势群体”，他们是我们扭曲的“个人－社会”关系的最大受害者。在权力的边缘，生活着“孩子们”；在男权世界的边缘，生活着“女人们”；在名利场的边缘，生活着“情感中人”；在文化权力的边缘，生活着寻找意义的人；在传统权威的边缘，生活着试图创新的人。
　　让我们扪心自问吧：是他们病了？还是我们病了？谁是这个病态社会的真正批判者？谁是我们社会的精神疾病的证人？谁更有资格审问我们的心灵？
　　医治我们社会的心理疾病，根本出路在于：（1）从西方化的“技术的人生”中找回我们自己的“艺术的人生”；（2）尊重一切“个性”，哪怕这个性被认为是“扭曲”的、不正常的、非“规范”的；（3）反思和把握“发展”的限度，因为“发展”绝非万灵药方，资源竞争的实质是自私基因的生存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