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闹了，股评博导和教授

　　中国于2001年12月11日正式“入世”，可能是出于紧迫感或为增添气氛，证券监管当局出了不少规矩和政策。
　　 最让年末的市场松口气的是，以后证券公司增资扩股不再有什么额度的松绑政策。对此，很多人把它解读成放券商一马。因为券商不是有很多委托理财资金被套吗？现在可以把它们“债转股”了，至少缓解年终还债压力，不至于让绝望的委托人排队追债。但证监会很快又发了《关于规范证券公司委托投资管理业务的通知》，意在纠偏。
　　 可能是个人偏见，我以为除了计划生育之类的权宜之计，人为的额度是越少越好。变化总比计划来得快，定额度的单位和个人不但注定失败，而且让人起疑是“设租”，将部门利益规则化。所以不再给证券公司增资扩股封顶，起码是让公司的办公室主任活得健康些，也可能挽救不少同志。而且下一步，应是推动证券公司上市，充足的资本金能抵御市场萧条的系统风险。这也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大部分券商纷纷上市的主要原因。
　　但这并不是像市场上的传闻所言，证券公司不能破产。一个企业若是不按经济规律办事，这次被救，下次还得出事。日本山一证券曾出过一次危机，政府救了它，最后还是破产。亚洲金融风暴、香港百富勤倒闭，都有过是否要救的争议。但事后人们发现，百富勤仅因为Steady safe公司的老板是当时的印尼总统的密友，就贷款2.6亿美元。这也就罢了，关键是这种巨额的信贷行为竟然没有任何书面文字材料（参见《重塑亚洲》，科特勒著）。内地某些一直被传闻困扰的大券商，真的没有破产之虞？
　　有两项政策是针对资产重组的不正之风而设的。一是《亏损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施办法》，它意味着PT制度在明年终结。2001年是舆论穷追猛打PT股最强势的一年，但也可能是PT股涨势相对大盘最可喜的一年。如此黑色幽默，让大家对这个制度再次修订推出，有点怀疑有点索然无味。
　　不过，如果出台的另一份《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能够真正执行的话，对大多数投资者是个福音。比如它对假重组和内部人操纵股价有抑制作用。中国股市的资产重组的成本，过去一般由增发新股和二级市场操纵来承担，后来渐渐变成了假重组真炒作真圈钱。而这个办法是要查这些重组方或产权交易方的“祖宗三代”，最终的国有资产或自然人一旦清晰，很多“故事”就说不下去了。比如深发特很快退出银广夏重组，很大原因是众媒体蜂拥而上，拔出萝卜带出泥，深发特的戏就难演了。
　　这恐怕也是证监会查处市场操纵的一种方式。过去这类任务大多是由媒体承担，害得我们的记者同志都变成了“狗仔队”，一会儿德隆系、托普系，一会儿河南帮、南京帮，我琢磨着下面就该是旧上海滩的拆白党和青红帮了。而且，它也省去了我们制作无比复杂的投资关联方的推理图。真的，这种图之复杂让人想起原始生物的进化图。
　　 以下我忍不住要对最近的股评教授和博导的动态描述一下，因为他们的表现已注定成为2001年中国股市最妖艳的“秀”。最近在“资本市场规范与发展研讨会”上，据说被称之为多方的股评教授又云集发炮。本来中国的经济学界已与娱乐圈近似，不露脸不搞笑就难受。可最耐人寻味的是，他们强调这不是简单的学术讨论，而是要影响市场影响决策层，好一付醋意盎然的争宠嘴脸。
　　上海某大学的一位股评博导受此热闹煎熬，也忍不住凑趣。他要状告财政部对20年期国债不准回购的规定。由于中国处于转型期，像财政部既是发债主体又是调控主体，确实容易角色混淆。但这位博导也许投机心切，却选错了案例。原因是20年国债一发行，众媒体纷纷表示有人意在囤积和炒作，财政部从善如流，才出此“调控”。向来喜欢以民意代表自居的博导评论家，这回却不知如何是好。
　　股市有时真的很无情。如果2001年的中国股市市盈率60倍、70倍是泡沫，那么在今年作出各种秀的股评博导教授的市盈率应该是600倍、700倍，早已泡沫化了。可惜学术界没有ST和退市制度。
　　最后提一下也是经济学者的萨缪尔森，他最近的一篇专栏谈到美国媒体对经济形势报喜不报忧，主要是因为华尔街人士的误导。萨缪尔森为我解释了一个疑问，那就是一年来的美国经济数据和各种现实都表明不容乐观，为什么当地媒体还是一个劲地睁眼说瞎话。为此，我通过多种渠道，向美国当地市场人士了解看法，发现大多数人私下里并不乐观。而且今年如此之多的海归金融人士，也证明了美国华尔街的景气不妙。
　　看来，只要有利益在，阳奉阴违表里不一是难免的，不管是华尔街还是深沪股市。问题是我们真还得留个心眼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