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决抉的关键命题

　　正如《合理性的代价与陷阱》一文指出，中国的决策者们面临着关键的政策抉择。中国的“问题”有多糟糕？回答这个问题时，最好是先看看和邻国的比较：和亚洲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有着更高的国有经济比例和行政干预经济的更长历史。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作为其后果，中国在过去20年中有着更剧烈和频繁的经济周期。
　　然而，尽管政府的力量甚强，尽管波动性甚高，中国的经济增速仍然高于其邻居的平均增长率，成为20年来最成功的经济故事之一。这一点是如何达到的？部分是由于幸运，部分是由于其技能。我们应当记得，中国实际上成功地避免了其亚洲邻居一再陷入的那些困境。
　　——中国的资源配置效率当然远不尽如人意，但该国从来就没发展出如日本综合商事集团（Keiretsu）或者韩国商社（chaebol）那种政府主导的超级控股公司，这些公司不断成长，不断吞噬资源，直到走向不可避免的崩溃。中国经济给人的吃惊印象在于，几乎在每一个部门，竞争都是如此激烈。
　　——在通过财政维持着持续亏损的国有企业方面，中国的程度也不如印度和菲律宾那样深。相反，中国的领导人已经显示，他们有坚定的决心关闭那些亏损企业，使其破产并解雇其工人，尽管下岗工人数以千万计。很多剩下的国有企业盈利甚丰，甚至比其私营竞争者利润更高。
　　因此，尽管诸多客观问题仍然存在，但中国经济尚远不到造成灾难的程度。
　　《合理性的代价与陷阱》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政府在促进增长、就业和缩小地区差距间的抉择。
在我看来，这一两分法实际上并不存在。因为自1996年开始，最后的经济泡沫破灭迫使政府削减国有部门，政府在就业创造中并没有直接扮演一个强劲的角色。就业创造的主要引擎是出口部门和消费者服务行业：这两部分都没有政府促进或者政策倾斜。在中国，就业机会是由市场创造的。
　　谈及地区差距问题时，可以说政府在提高农民收入和促进农村发展方面收效甚微，但城乡收入差距最剧烈的变化是发生在过去两年，这又归结于市场因素。耕地的减少和城市需求的增加提高了食品价格，而出口部门的增长又提高了农民工的工资水平，这正是教科书中标准的“无形之手”造成的结果，而非政府的有形之手。
　　而这一问题正说明，政府无需过虑同时追求就业与平等目标，这些是可以自然达到的。相反，政府应当关注于良好的宏观管理，并在微观层次上提高效率和透明性。
　　中国改革已经到了何处？在我看来，最大的遗留问题是在金融系统国家直接的所有权和管理。
《合理性的代价和陷阱》一文提出的部门间资源错配、地方政府行为不当、经济持续过分波动这些问题，都或多或少可以归结于金融体系根据政府政策或者政治影响分配资源。我深信，在接下来的五年中，中国经济改革的成败取决于政府修整银行体系并将国有银行私有化的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