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百里者半九十

　　按照股市里流行的说法，庄家们喜欢寻找有潜质的公司“催肥”，然后择一良辰吉日烹而食之。凡此种种，好事者称之为“养猪”和“杀猪”。套用这个逻辑，家道中落的银广夏在15个跌停板后已变成了一只问题猪，非但羸弱不堪，简直只剩下了一副“酱骨架”，与“养猪”的目标渐离渐远了。 然而深圳发特实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马勇并没有被“酱骨架”吓倒。马董坚定地认为，再瘦的国有企业都能抠出肉来。这是经验证明过的，马勇和他旗下的海南国泰集团，已有多次精彩的“抠肉”故事。 无论是“养猪”还是“抠肉”，在经济学家看来，都属于“分配性努力”——它致力于对既有资源的再分配（比如阿Q成天幻想把秀才娘子的“宁式床”搬到土谷祠来，即为典型案例），而非创造财富。老实巴交的后者则被称为“生产性努力”。 在一个成熟稳定的社会，分配性努力和生产性努力都无可避免，但比例应不致太过悬殊，除非一方拥有更高的位势，更多的话语权，完全可以安全从容地从生产者手中捞取分配。不幸的是，我们的股市上演的正是这种情景：“分配”者前仆后继，从“猪肉”一直啃到“骨架”，全不放过。 这在某种程度上证明，确实存在着位势较高的利益集团。它们的声音总能得到更广泛的呼应，它们的苦恼总能得到更及时的关照。这在危机之中更容易观察，比如最近的券商破产传闻和股市的戏剧性变化。所幸的是，我们正在经历“入世变法”。记者在遍访各相关部委之后发现，其实我们比想像中更早地进入了WTO的世界，而它带来的文化冲击则更为深远。的确，被修改和废止的绝不仅仅是那些过时的法律条文，也许还有我们与时代不相吻合的精神和思维习惯。行百里者半九十，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