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走向世界

，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中国内部能否把自己的事情搞好，重中之重则是金融体系重组

　　又是一年，又到了年会召开的时候。
　　1月18日，杂志主办的“年会：“世界中国2005——预测与战略”在北京东方君悦大酒店举行之时，照例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相较去年，今年的讨论主题更为尖锐、深入。在尚属“有惊无险”的2004年过去之后，2005年的中国经济走向，在与会者眼中与诸多经济转型的重大挑战相交织，阳光之中，亦时有阴霾掠过。
　　承认阴霾，直面挑战，思考者面对2005年的中国，既有忧患之心，更有答疑之想。在2005年年会上，人们聚焦于一个已经走进世界的中国。

中国的新角色
　　
　　人民币汇率调整可能是调整全球经济失衡的另一个答案。国际经济环境喜忧参半
　　2005年全球经济增长的主旋律，或许是作为供给方的中国和作为需求方的美国的双重拉动。这也恰巧反映了全球经济的不平衡——欧洲和日本都没有达到工业化经济增长率的平均水平。从全球经济的增长比重分析，可以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和拉美新兴经济体通过出口增长和外汇储备积累，弥补了美国的储蓄不足，双方共同拉动了全球的强劲增长。
　　这一模式是否可以持续？美国的财政和贸易赤字对美国以外的经济意味着什么？
　　在美国储贷协会委员罗伯特达格看来，美国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美国越来越意识到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但什么时候会放弃这种增长政策呢？他认为，在布什政府的第二个任期内，美国不再会把政策重点放在刺激消费拉动增长，而会要求削减财政赤字，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增加国民储蓄。
　　“我们将第一次由一个总统说‘我们要存钱’。这是50年来的首次大变化。”达格语出惊人。
　　美国55年来通过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历史，今后是否就跟美国和全球说“再见”了？这能否调整全球经济失衡的格局？这些问题可能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的关键所在。但这个问题并没有简单的、确定的答案。
　　在许多学者看来，人民币汇率调整，可能是调整全球经济失衡的另一个答案。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这种声音。他在主持“全球战略展望”时说，“中国乃至亚洲的汇率要更具备灵活性”。现在的情形是，亚洲地区积累了大量美元储备，但这些资产由于美元贬值而正在缩水；解决之道在于亚洲很好地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技术，而非过度依赖对美出口。
　　经济学家吴敬琏评论说，人民币汇率调整需要相当的艺术。大量热钱涌入时，汇率的市场化（浮动）会形成很大的冲击，“但是反过来说，如果老是觉得时机不行，积累的压力会越来越大，要做调整就更困难了。”
　　在午宴演讲中，欧盟前贸易委员帕斯卡尔拉米对2005年全球经济增长的基本面表示乐观。中国、印度、巴西、东盟等亚洲新兴经济体将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的增长率更可能超过8.5%；欧盟接纳了一批更具经济活力的新成员，同时欧洲和日本都在进行结构改革，将推出一些新的经济政策，因此，欧盟和日本这两个去年表现不尽如人意的经济将有所好转。
　　而且，2004年油价上涨、美元下跌和地缘政治风险等因素，在2005年的负面影响将下降；石油和大宗商品价格、反映全球贸易和工业生产景气的海运价格都将保持稳定，利率也保持在一个较低的历史水平。
　　拉米认为，“如果2005年美元下挫步伐加快，可能会使得亚洲地区的货币（和美元挂钩的货币，包括日元）呈现类似速度上的下降。这样一来，带给欧元的压力相当急迫，会带来经济稳定性的风险和地区之间平衡发展的风险。”
　　这一问题应当通过全球协调加以解决。同时，各国应当“苦练内功，进行改革”——日本的结构改革应当深入，美国应当提高储蓄率，欧洲应当增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和创新能力，中国的重中之重则是金融体系重组。

如何突破四大“不能”之障
　　治理结构如何从“形似”到“神似”？由谁来主持改革？

　　的确，国际经济形势如何，只是中国的外部环境；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中国内部是否能把自己的事情搞好。中国改革到现在，金融领域已经非动不可了，因为金融体系的落后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掣肘，2004年的经济过热为此作了最好的注解。
　　2005年是中国金融改革关键的一年，这是与会者重要的共识。国有商业改革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但许多问题似乎仍有很大争议。比如，国有银行改革方向是什么？关键在哪里？速度和节奏怎么把握？
　　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在回顾中国银行业改革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指出，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是20多年来中国银行改革的继续和深化；牢牢把握住公司治理改革这一主要矛盾，有助于顺利实现改革的既定目标。
　　他认为，20年来中国银行改革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还是以治标为主，兼顾治本，总体上治本不足。2003年开始国家控股股份制商业银行试点，核心就是将银行业的改革由治标为主转到治本为主，从标本兼治达到改革的目标；目前改革试点“进展良好，大致顺利”。
　　目前，中行、建行的财务重组基本上结束，初步统计，到2004年年底，两家银行不良资产拨备覆盖率分别为71.7%和69.9%，资本充足率则为8.62%和9.39%。“上述财务指标均已达到和接近国际先进银行的平均水平”。
　　唐双宁虽如此表述，但他也承认，两家银行“目前初步建立了公司组织框架，实现了形似”，但是只有“形似”而非“神似”；在改革日程表上是居前的，仍然是不够的，要从形似到神似。比如三会制度的具体落实和到位、各项议决的规划和执行、战略投资者的谈判和引进、关联交易的控制和防范、业务流程的重组和改造等。
　　唐双宁总结说，国有银行改革遵循了四个原则：改革选择先易后难、动用资源综合考虑、改革措施标本兼治、具体安排符合国情。
　　不过，这些回答仍然不够。吴敬琏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提出了银行改革中的一个关键性疑问：到底是所有者（国家作为最大的股东）在主持股改，还是受雇于股东的银行管理层、内部人在主持股改？内部人、监管者而不是资产所有者涉及改革方案，如何保证其独立性与效率？银行改革会不会复制国有企业改革中这方面的弊病？
　　对此，作为中行和建行出资方代表的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谢平回应说：“一行三会（中央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作为金融监管者，同时负有金融改革的任务，在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同时，又要协调各个机构的矛盾。银行内部的微观改革，主要是内部人在有关当局指令和指导下进行的，“这样的分工既不是法律规定，也不是明文法的规定，只是国务院分工安排或者历史形成的格局。”
　　他同时也承认，“汇金公司作为股东，在中行、建行股改的过程中有点儿被动。”
　　许小年把银行改革框架设计的问题扩展为一个一般化的问题：改革之初的国家体改委在机构设置上是中立的，改革方案为整体利益着想，独立性有保证。“目前内部人改革、监管者改革和‘部门立法’等类似行为暴露出的弊端提醒我们，应当考虑重新设立国家体改委或者类似的中立机构。”
　　证券市场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个隐患。前证监会副主席、现任全国社保基金会副理事长高西庆指出了资本市场的四个“不能”：
　　——筹资功能之不能：与其他筹资途径相比，目前资本市场通过股票筹资功能是比较差的，而且正在萎缩；
　　——资源配置之不能：政府及其相关机构在市场资源配置中起到阻碍的作用，行业、地区分割严重，资本市场和基金配置结合任重道远；
　　——公司治理之不能：“只有各级政府及权力部门对某一个上市公司领导不满意就撤换掉、然后才通知董事会这种行为停止了，公司治理才会慢慢好起来。”
　　——信用建立之不能：市场开放程度不够，“信用文化”远未确立，监管部门对此捉襟见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认为，资本市场是2004年经济中矛盾的一个集中点，许多人把中国资本市场的问题归结到股权分置，实际上是回避了矛盾。如高西庆总结，中国金融改革的关键在于建立良好的机制，“机制如果出现问题的话，好人也可能变成坏人。”
　　
开放是惟一答案
　　“抱着的孩子只会永远吃奶，一放到外面就容易生病”
　　
　　显然，中国金融改革不是闭门造车，这个进程需要在对外开放、与外资同行的竞争和合作中完成，当中既充满挑战，也有大量的机会。
　　中国银行行长助理朱民对银行业竞争格局作了回顾与展望。他认为，2005年决定银行竞争成败的三大因素，是业务质量、治理改革和对外开放。在银行业务方面不能盲目扩张规模，而需要着重解决绝对不良资产比率问题，着重提高“三个质量”，即资产质量、利润质量和成本质量。
　　其一，“谁能控制好资产质量，谁就是赢家”；其二，利润质量很重要，目前中国银行业80％－90％是利息收入，受宏观经济波动影响大，银行自身抗风险的能力很弱；其三，中国银行业的平均成本/收入比率为45%，低于60%的国际平均水准。但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IT成本和物业成本都很低，中国银行业实际成本非常高。
　　治理改革的关键是如何运转。中国银行业治理的普遍问题是控制链条太长。“谁有本事把公司治理机制抓到底层，这个银行才有希望，只在北京抓没有希望。”朱民说。
　　过去一年里，银行业的开放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外资银行的比重第一次达到了3.8%，上升一倍之多；银行开放从市场的开放转向股权的开放，外资银行纷纷和国内的银行结伴而行，一方面想和中国银行合作，同时在中国利用自己的网络布阵。“中国银行应当在和国外同行的竞争和合作中求生、求胜。”朱民说。
　　当然，开放是双向的。中国银行业的改革不但要“引进来”，还要“走出去”，特别是让海外投资者评价和选择。
　　瑞银投资银行董事总经理金弘毅援引中银香港上市后绩效和治理水平提高的例子，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开放的重要性。“上市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改革重组工作也不是一定要上市，但上市对改革的时间性、动员力量等等产生很大的作用。”他说，“国外投资者也的确起到了很强的监管作用，透明度有很大的增加。”
　　和银行业相比，保险业开放与竞争格局过去两年的突飞猛进引人注目。到2004年12月11日，中国保险业的WTO开放过渡期已经过去。保监会副主席吴小平称之为“现在保险业基本开放了”。原三大国有独资保险集团都已经实现了海外上市，保险公司都完成了股份制改造。但实质上，经营理念、治理结构、内控机制、核心竞争力，还是跟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有很大的差距，还要继续改革，“不能因为改制、上市了就完成了”。
　　中国加入WTO之后，外资保险公司个数超过中资。外资进入，对中国保险市场和中资保险公司是利好还是利空？保监会调研之后认为开放是利好；从总体上看，哪一个地方对外资开放了，当地的中资保险分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一下子就会提高。吴小平反问，“中国这么大市场，中国民营资本、国有资本、各方面资本都对保险有兴趣，为什么把这个门关住呢？但要符合条件，不符合条件不能进来。”
　　“哪一个行业开放大、冲击大，若干年之后这个行业就发展起来了；哪一个行业保护得好，这个行业最后发展不起来。”吴小平形象地总结：“抱着的孩子只会永远吃奶，一放到外面就容易生病。”
　　开放也促进了保险业的监管改革，保监会近期已着手建立保险保障基金，改变金融风险由国家买单的陈例。“开放中发生一些风险是正常的，谁说永远不会发生一家保险公司市场退出？建立保险保障基金，就是为了当这种事情发生时，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不受损害。”吴小平说。

旧增长模式到了尽头
　　经济过热的深层原因没解决，2005年中国经济不可盲目乐观

　　宏观调控，同样是年会上讨论最炽热的话题之一。其热烈程度丝毫不亚于金融改革的讨论。
　　吴敬琏首先指出，2004年中国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最大的“富有成效的地方”，是让政府、市场和公众都深化了对经济平衡增长重要性和经济波动因果链条的认识。他特别提到，以往的一个认识误区，是认为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投资容易造成经济大起大落，而现在都是企业自主投资，就不会出现过热的问题。
　　“但这一轮经济过热告诉我们，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大量流动支撑性下，企业自主投资也可以是总量过热的。”他说。
　　加州伯克利大学的钱颖一教授剖析了2004年宏观调控及其争论所反映出的政府在市场中角色定位问题。他指出，在宏观调控中减少行政手段是必要的；政府在市场主要有两个责任：一个是宏观调控，第二就是市场监管，后一个职能的手段可以是经济、行政或者法律的。“现在的本质问题在于，宏观调控职能在中国并没有明晰起来。”
　　比如，“发改委究竟是宏观调控部门还是市场监管部门，是发展规划部门还是协调改革部门？”这表明，“经济转轨26年了，在现代经济中，我们还没有完全区分清楚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责与政府的市场监管职责。”他说。
　　比宏观调控和金融改革更为深刻的，也许是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特别是现有的增长模式是否需要改变。这也是众多与会者极为关心的焦点。吴敬琏指出，经济过热的深层原因，在于结构不合理、资源配置效率低、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等。由于这些问题都还没有解决，2005年的中国经济未可盲目乐观。
　　许小年更为全面地论述了“高投资驱动经济增长不可持续”这一主题。他认为，中国过去几十年中单纯依靠提高投资率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基本上已经走到了尽头；如果这一模式不改变，中国经济增长放慢是不可避免的。
　　许小年进一步分析，只要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依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要素市场上，要素配置方面扮演甚至是主导性的角色不改变，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就不可能改变。为了改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一定要继续推进经济体制的改革。特别是推进政府在要素市场的退出。如果制度基础不改变，中国经济还会沿着这个增长模式继续走下去，直到哪一天走不下去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