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卿：“重奖”与“重典”应并用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斯蒂格利茨教授最近有关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讲演非常值得我们关注，也值得我们从中汲取他的积极的思想火花。
　　首先，他说在中国建立“创新机制”尤为重要。如果让中国人自己评论这句话，不少人会说这是很平常的一句话，因为在中国没有人会说“创新机制”对我们不重要，而且会说这个我们早就有了。然而，仔细琢磨起来，我觉得这恰恰说到了我们的痛处、短处。
　　近30来年中国经济虽然高速度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但是我们在生产技术中拥有的自主知识产权，特别是核心的、主体性的知识产权却相当匮乏。大量的生产是加工、组装，简单再生产。自己的产品不是重复就是模仿，甚至假冒。文学艺术作品就更是可怜，除去商业炒作，几十年的作品几乎全在中国古代“四大名著”和“金庸章回小说”的笼罩之下。郭沫若30年前欢呼的“科学的春天”并未到来。为什么？因为，除其他因素，中国长期以来缺乏一个健康的、有力的激励创新的制度。
　　近年来我们建立了比较好的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但激励、奖励措施跟不上，书不但被限制稿酬、歧视课税，还可以随便被剽窃。贾平凹说《废都》的盗版版本有60多种，盗版书超过1000多万册。好销商品随时可以被假冒；再加上司法机构对知识产权保护的低下，胜诉不胜钱，甚至还赔钱。在中国，剽窃、盗版、假冒伪劣商品天天可以见到。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撑得起花10年、20年去写一本好书？谁还肯投大资、下大力气去发明创造？我不敢说斯蒂格利茨教授有象我们那样的爱国情怀，但却背后给我们一掌，叫我们这些爱国者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不要再过几十年，还是目前的样子。
　　斯蒂格利茨教授还说中国和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创造机制上的“差距仍然很大”。这恐怕是目前的客观事实，如果我们认识到这点，后起直追，还不一定可怕。但是他说的下一句话可就真的可怕了。他说如果一个国家存在“不当的知识产权制度”（the wrong IPR regime），则这种差距就很难缩小或弥补。
　　难道我们在这方面还有问题吗？我觉得斯蒂格利茨教授说得是对的，尽管我们自己可能已经认为已经不错了。但事实是：我们知识产权的立法历史相当短；我们的立法水平过于简单原则，缺项甚多；我们的执法体制要么政出多门，要么互相掣肘，相当乏力；对那些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处罚上心慈手软，有时甚至是姑息放纵。如果承认差距，这样下去又如何能缩小差距？
　　除去制度问题，我们还存在认识上的问题。其实从清朝后期起，我们的先人就已经认识到了中国和西方国家在科学技术上的差距，后来我们也提出过各种赶超的政策和口号。但长期以来这种差距并未缩小多少。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尚未深刻认识到发展中国先进科技的重要性，进而建立起科学、有效的知识产权以及人才保护的法律制度。比如，许多人至今仍认为，是西方人在利用保护知识产权的问题向中国人施压，是为了保护西方人的利益；还有不少人认为，我们的保护水平不能过高，那不符合中国国情。
　　对此，我们一定要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首先对西方非法律的、无理的要求，我们当然要坚决抵制。但是，为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为了中国科技的进步，特别是考虑到我们还处在建立和保护知识产权制度的初级阶段，严格法制、加大保护应该是我们政策的轴心。也可以说，“重奖”和“重典”应该并用。
　　怎么办？向哪里发展？斯蒂格利茨教授的演讲对我们有所启发。他说，西方人过去的发明都集中在如何“节约人力”上，结果造成了大量失业。中国不要走这条路。中国应该支持、鼓励在“节约资源”方面的发明和专利。这实际上和我们的科学发展观是相通的，不过更加明确、具体。节约资源就要节约能耗、节约原材料、发明更好的原材料或能源的替代品，就要讲环保。这不正是我们能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吗？
　　斯蒂格利茨还介绍了美国每年向基础科研机构提供大量资金，推动科研的做法。实际上也在告诉我们要加大政府对科研的支持和投资的力度。如果我们在科研方向和资金上制定出积极的政策，颁布具体的、有操作性的法律，我想，勤奋、聪明的中国人在这方面的成果很快就会显现出来。
　　斯蒂格利茨的讲演还对WTO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做了批评。他认为，TRIPS加大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知识上的鸿沟”，“TRIPS从来就不应该成为世贸协议的一部分”。
　　从经济学上分析，这不无道理。何况TRIPS本来就是乌拉圭回合谈判期间发达国家硬塞进WTO的。但TRIPS已经成了国际法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已对其做了履行的承诺，我们应该恪守诺言，认真执行。而且，经过发展中国家的艰苦努力，TRIPS协定也并不完全是倒向发达国家一面的协定。目前我们应该做的是掌握这个协定，并充分利用协定中的权利。■

　　作者为知识产权专家，原中国商务部条法司司长。文中所引斯蒂格利茨文章见杂志2007年第6期“观点评述：创新的制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