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仲：审慎改革银行业
今年以来，中国银行业发展克服了南方严重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汶川特大地震的严峻考验，采取各种措施支持国民经济发展，保持了银行业稳健运行的良好形势。上半年，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增加2.7万亿元，增长15.2％。在落实从紧货币政策的同时，农业、西部地区和节能减排等重点领域得到较好支持，银行业的利润保持了高速增长的态势。在今年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取得这样的成绩，的确是来之不易。但是，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今后一段时期的国内外宏观金融环境将更加严峻复杂。本轮次贷危机已经演变为自1929年经济大危机以来全球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国内经济发展也面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严峻考验。在这样纷繁复杂的宏观环境下，中国银行业机构必须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及早做好应对之策。
大家知道，9月15日拥有158年历史的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百年辉煌一夕化为乌有。我以前作为宏观经济学家曾在雷曼公司工作过，因而对于这次金融危机的危害有着切身的体会。当前，我们必须认真吸取次贷危机的教训，审慎推进银行业改革发展。具体来讲，本轮次贷危机有四点启示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第一项启示，市场不是万能的，金融自由化的进程切不可“拔苗助长”。尽管时间相隔了近一个世纪，本次次贷危机和1929年爆发的经济大危机仍有很多相似之处。上世纪初，西方市场经济体系发展步入黄金期，资本市场方兴未艾，银行机构日渐壮大，市场万能主义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盛行，对金融自由主义的盲目崇拜最终酿成了1929年的美国经济大危机。1933年，美国吸取“大危机”的教训，暂时抛弃了自由主义的盲目信条，颁布了《1933年银行业法案》（即《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建立了现代金融业分业经营的防火墙，将商业银行存贷业务与投资银行业务分离。这种分隔，保证了经济增长中最为重要的融资需求可以通过两条相对独立的渠道来满足：一是商业银行信贷，即间接融资渠道；二是资本市场筹资，即直接融资渠道。
纵观战后美国几次大的金融危机，分业经营形成的防火墙对防范危机扩散和开展救助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储贷危机”中，由于防火墙的保护，尽管美国银行体系受到严重冲击，但资本市场却保持相对稳定，推动经济增长的投资资金需求可以通过直接融资满足，银行系统也可通过资本市场融入资金，最终摆脱危机。与此类似，1987年10月“黑色星期一”股灾中，资本市场受到重创，而由于防火墙的作用，美国的银行机构维持稳健经营，信贷渠道依然畅通，帮助美国经济成功渡过危机。可以说，美国金融大危机后确立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分业经营原则，使得美国金融体系依靠“两条腿走路”，实现了融资渠道的稳健畅通。
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实现服务多样化、增强竞争力为口号，金融自由化的浪潮在全球再次蓬勃兴起。
在“金融自由化”的旗帜下，各国纷纷拆除金融市场和商业银行之间的防火墙。1999年美国《银行业服务现代化法案》出台后，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和投资银行的证券业务在“发起-分销”等新商业模式下相互交织，风险交叉传递。美国金融体系原本相对独立的“金融市场”和“银行机构”两条腿，在金融自由化的推动下，又演变成“一条腿”，融资的功能高度集中，风险也高度集中。一旦这唯一的一条腿出现问题，融资的功能完全丧失，整个经济体系都陷入危机，难以自拔。本轮次贷危机的演变正是一个鲜明的写照。
第二项启示，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如果片面强调产品创新，而忽视制度建设，将导致金融市场对风险定价（risk pricing）核心功能的失效。大家知道，金融市场最为核心的功能是对和资本有关的“未来不确定性”进行准确定价和公平交易。从理论上讲，这种“不确定性”既包括未来金融资本收益的变动风险，也包括交易对手的信用风险。金融市场有效与否，取决于能否准确衡量和交易这两种不确定性。在过去二、三十年间，虽然和产品相关的金融创新蓬勃发展，但金融体系的制度建设恰恰在这两个核心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缺陷。
一方面，金融投资过度依赖数量化模型，理论假设与市场现实严重脱节，对未来的资本收益变化的预测严重失真。次贷危机中，尽管金融机构对次贷衍生产品建立了精巧繁杂的定价和评级模型，但面对美国房地产市场价格突然逆转的系统性风险，小概率事件大量出现，模型的前提假设和市场现实严重偏离，导致金融市场最核心的风险定价功能失效，部分次贷产品的价值完全无法衡量，酿成全面性系统危机。另一方面，近年来金融创新的着眼点不是通过增加信息透明度来降低信用风险，而是期望通过资产证券化等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分散风险，金融创新的结果是买卖的链条越拉越长，分散的范围越来越广，交易完成后，最终的投资者和最初的借款人之间已经相隔万水千山，彼此毫不了解。次贷危机的事实表明，如果没有适当的机制保证资产信息的透明、准确传递，单纯的金融产品创新和全球销售不仅不会减少风险，反而会增加金融交易对手的风险。
第三项启示，冒进的金融机构经营理念将诱发道德风险，推升资产泡沫。近年来，国际上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相互兼并收购形成了一系列巨大的“金融航母”，这些庞大的金融机构内部部门之间文化差异巨大、经营方式迥异。但是，随着竞争的日趋激烈以及金融产品市场界限的日益模糊，商业银行越来越推崇向投行看齐的业绩考核标准，看涨式期权类的奖金激励方式大行其道，极大地助长了金融业高管层的道德风险。次贷危机爆发前，国际金融机构盲目利用“证券化”、“衍生工具”等高杠杆率结构性产品追求短期收益。次贷危机爆发后，高杠杆率造就的资产泡沫最终破灭，引发了全面危机。
第四项启示，市场不是完美的，风险管理不能完全依靠市场和金融机构自律，金融监管不能存在真空。次贷危机用惨痛的教训告诉我们：不能过分相信“放任的自由经济”的“隐形之手”，即使是在市场高度发达、市场主体高度成熟的美英等国家，市场机制依然存有巨大漏洞。在本次危机中先后倒下的贝尔斯登、雷曼、美林，都曾是华尔街的明星公司。其内部风险管理制度一向被市场认为非常健全，经营的模式常被视为市场典范。但是，在盲目投资造成的巨大损失拖累下，这些机构无一幸免，其结局令人唏嘘不已。这其中，监管部门的过度放任也应承担部分责任。所以，监管部门时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永远要做到居安思危。
总之，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大的成就，不在于我们走得快，而在于走得稳。现在回头看过去30年的银行业发展历程，我们的银行体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发展快慢的衡量要放在更长远的视角去评判，每年的一小步，当时看起来很慢，但累积起来就是巨大的飞跃。中国有句古语“过犹不及”，我们应该认真反思这些在次贷危机中暴露出的根本性问题，大力推进风险管理制度建设，只有结合我国金融业的现实发展水平和承受力，审慎推进各项金融改革，中国银行业发展的进阶之路才能走得更加稳健、持久。■
范文仲为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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