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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严重的威胁

来源于 财新《中国改革》 2010年第1、2期 出版日期 2010年01月15日
“公共领域-官僚政治”与“劳动-资本”两个平衡机制至关重要
出版日期 2010-01-15
本文见财新《中国改革》2010年第1、2期

封面文章

当期杂志

汪丁丁 北京大学教授、财新传媒学术顾问

  现代类型的社会权威结构可划分为两类——卡里奇玛的(charismatic)与官僚化的。前者特指具有超凡人格魅力的领袖与追随他的大众之间的关系,后者则远比前者更普遍和持久。随着卡里奇玛人物的消失,或迟或早,权威结构将从维系于个人的转变为维系于科层制度的,并总是倾向于官僚化。

  考察中国历史,唐初至清末,是政治官僚化程度不断增加的过程。这是“官僚政治”,也是文牍主义的个人努力最小化的科层官吏的社会治理(韦伯)。

  长期而言,社会治理的官僚化倾向是对社会创造性最严重的威胁。历史考察表明,导致中央集权社会瓦解的直接原因,无一例外地是“财政枯竭”。因为官僚化扼杀了创造力,从而使政府收入的源泉枯竭。从理论层面分析,官吏们追求的不是公众福利最大化而是个人努力最小化,于是公众福利的改善只能借助于引入越来越多从而越来越繁复的文牍(立法和公共政策)。文牍为官吏设置了既定目标,也因此才可能有官吏个人努力的“最小化”。文牍主义是个体创造性的天敌。

版面编辑:朱张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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