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高层不断发出“体面劳动”、“有尊严地活着”等声音之时,发生在五、六月的本田南海职工罢工事件与富士康跳楼事件,再次引发当局对劳资纠纷和劳动者集体争议问题的高度重视。这两起事件最后都以工人加薪而告终,但是,两起事件中,为何工人选择截然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如何看待新一代产业工人?在处理劳资集体争议事件上,劳方、资方、政府和社会各界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如何妥善解决?此类事件给我们哪些启示?我们需要认真思考这些问题。
新生代产业工人
在我国高层不断发出“体面劳动”、“有尊严地活着”等声音之时,发生在五、六月的本田南海职工罢工事件与富士康跳楼事件,再次引发当局对劳资纠纷和劳动者集体争议问题的高度重视。这两起事件最后都以工人加薪而告终,但是,两起事件中,为何工人选择截然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如何看待新一代产业工人?在处理劳资集体争议事件上,劳方、资方、政府和社会各界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如何妥善解决?此类事件给我们哪些启示?我们需要认真思考这些问题。
新生代产业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