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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中期,中国社会上有过两次告密高潮,一次是在40年代末,一次是在50年代初。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为挽救危亡,欲将“在途之人”都变成眼线而不能,只能依靠情治人员监视人民;而后者为巩固胜利,成功地把人民都变成了眼线。
这里有两篇报刊旧文,对照来读,最能反映世道人心的转变。
前一篇文字发表于1948年的上海《大公报》。作者对于当时的告密成风,甚至在学校安插“职业学生”的行径痛心疾首。他以为,告密固然有效,“却不是正常的生理的工具”。作者所坚持的,正是南京政府宣扬的“四维八德”。那么,南京政府究竟是因为对“四维八德”的坚持而失败,还是因为违背而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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