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根本不是一场革命，”说到这里，她收起了素日的俏皮，“我不相信这是埃及民主化的序幕。”去年结束了社会人类学的硕士论文，就像很多揣有理想走在路上的年轻人一样，她挥别安逸的瑞士，接下一个没多大乐趣的使馆职位，搬到开罗；只为厕身“阿拉伯之春”的日常光阴，每天行走、张望、叙录，准备为尘埃未定的埃及写一本书。
这是我在埃及听到的最悲观的论调。她的论据不无道理：在埃及，文盲与识字人的比例接近4∶1，尤其在农村地区。离开开罗南下几十公里，可以呼吸到略为干净的空气，然而那些正与贫瘠土地讨要干瘦橘子的埃及农人，如何能从生计中抬起头来接过选票？他们的目光如何穿越纠缠在解放广场的各派权力，清算出这个国家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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