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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与经济增长

来源于 《比较》 2013年第4期 出版日期 2013年08月01日
菲利普·阿吉翁

  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正在步入下行通道。过去10年,每逢经济下行,决策层通常会以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然而,这种方式虽能短期解决问题,同时也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矛盾,使经济结构进一步恶化。从依赖政府大规模投资和技术追赶,转向以更彻底的市场化和创新,来有效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几乎成为一个共识,也是新一届政府传递的一个政策信号。在这个转向的过程中,政府究竟应该发挥什么作用,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为此,《比较》特邀编辑、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李一南博士采访了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新经济增长理论创始人、法国总统奥朗德的经济顾问菲利普·阿吉翁。

  《比较》:我们知道,您和彼得·豪依特(Peter Howit)共同提出了熊彼特增长理论(Schumpeterian Growth Theory),您能简单阐述这个理论的关键内容吗?这对政府在经济增长中如何发挥作用有什么启示?

  阿吉翁:我们的理论主要有两个要点:第一,长期增长依赖于创新。包括过程创新,即提高生产要素的生产率(例如劳动、资本);或者产品创新,即研发新产品;或者组织创新,使生产要素的组合更加有效率。这些创新源于投资,比如对研发的投资、企业在技能方面的投资、开拓新市场的投资……激发创新者投资的原因是创新成功之后的垄断利润。考虑公共干预在增长进程中的作用时,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现在的创新对未来的研究和创新活动具有正的知识溢出效应,而后人在应用前人创新的结果时,无需补偿前人,因而创新者无法将这些效益完全内部化。因此,在自由放任的情况下,私人企业的研发和培训投资就会不足。在信贷市场存在缺陷的情况下,尤其是经济衰退时,创新投资不足的倾向将变得更加严重。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政府的第一个重要角色就是扮演知识经济的共同投资者(co-investor),使企业能够将创新的外部性内部化。

  第二,创造性破坏。也就是说,新的创新往往会淘汰旧的创新、旧的技术、旧的技能。于是,增长会引起新旧创新者之间的冲突:昨天的创新者会抵制新的创新者,因为新的创新者会让旧的创新者的创新活动过时,并丧失垄断利润。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创新导向型的增长伴随着高的企业和劳工转换率。这意味着政府需要扮演的另一个角色,即作为保险人,降低转换风险,帮助工人从一个工作换到另一个工作。更根本的是,政府需要作出平衡,既维持创新的租金,又不损害未来的进入和创新。

  我们的理论提供了一个合理的框架,用于思考经济增长政策。例如,新专利法(如美国的贝赫—多尔法案)、在欧洲引入单一商品和服务市场(影响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贸易自由化(影响竞争)、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利率和企业获得信贷的商业周期)、教育政策(影响研发和培训成本),所有这些政策对创新激励有潜在的影响,从而会影响长期经济增长。

  《比较》:熊彼特增长理论与其他增长理论有何不同?

  阿吉翁:在熊彼特增长理论中,新的创新者淘汰早先的技术,这是其他增长理论不具备的,而这一点可以预测和解释经济增长过程中不能被其他理论解释的事实。首先,它让我们理解为什么创新导向的增长与较高的转换率相关,即较高的企业和工作创新率与破坏率。此外,它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竞争与增长呈正相关。类似的,该理论揭示了增长与企业活力之间的关系:解释了为什么小企业退出市场比大企业频繁,为什么有生存条件的小企业成长更快,为什么企业规模与企业生存年限关系密切,为什么企业规模的分布极不平衡。同样,熊彼特增长理论也帮助我们运用恰当的增长制度和政策,来协调增长与发展。换言之,一个远低于世界技术水平的部门或国家驱动增长的因素可能不同于技术前沿部门或国家驱动增长的因素,创造性破坏在世界技术前沿部门或国家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因此,当一个国家越来越成为技术前沿者时,开放、竞争与自由进入,以及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对增长的重要性就与日俱增。最后,熊彼特增长理论将创造性破坏(即新旧技术的冲突)放在经济增长过程的核心位置,为我们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经济增长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合理的框架。总之,熊彼特增长理论提供了一整套有别于其他增长理论的模型,并且该模型可通过微观数据进行检验。

  《比较》:总结一下您所说的,一方面,企业不能内部化正的创新溢出效应,这不利于创新;另一方面,企业不考虑新创新对旧创新的损害,这会导致过度创新。结合这两个方面,创新水平在自由放任的情况下可能不会达到最优,这为政府制定经济增长政策提供了空间。在现实中,不同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水平,是否最优经济增长政策应依发展水平而定?

  阿吉翁:是的。创新可能是“前沿创新”,推动前沿科技在特定部门的应用;也可能是“模仿”,使企业/部门追赶上已有的前沿科技。技术越先进的国家,大多数部门越接近于已有的技术前沿,因此,需要前沿创新来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经济越不发达的国家,大多数部门越落后于现有前沿技术,这些国家会更多地依赖于技术模仿。

  这种区分解释了为什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政策设计不应该完全相同。特别是,与依赖前沿技术实现增长的国家相比,一个技术模仿型经济体的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不需要同样灵活,因为技术模仿的对象是确定的,而创新的对象是不确定的。在模仿经济中,把资源给一家企业,把激励搞对,让它模仿就足够;而在创新经济中,单独一家企业并不知道创新的方向,必须让大量的创新企业共存,东边不亮西边亮,使得经济中总有新的创新。同样,银行融资更能满足技术模仿型企业的需求,而股权融资(如风险资本等)更能满足前沿创新企业的需求,这是因为模仿的目标是确定的,风险小;而创新目标是不确定的,成果容易被取代,风险大。类似的,赶超型经济体更需要好的小学、中学和大学本科教育,专注于研究型教育的研究生院对更多地依赖前沿创新推动增长的国家更是不可或缺。反过来,这意味着,除了促进增长的共性政策(generic policies),如良好的产权保护机制(更一般的,避免剥夺的机制)和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降低利率和通货膨胀水平)外,经济增长政策的设计应该依单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水平而定。

  《比较》:以发达经济体为例,通常它们促进增长的政策是什么?

  阿吉翁:上述讨论表明,政府可以通过鼓励创新来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发达国家促进经济增长的第一个杠杆是投资于知识经济,尤其是高等教育和研发,因为创新驱动型的增长需要优质大学的发展(大学的优质与否通过出版物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学生在劳动力市场的成功表现来衡量),也需要企业在研发方面投入更多。第二个杠杆是增强产品市场的竞争力和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这是因为创新驱动的增长伴随着较高的企业和就业流动率。这直接源于前面提到的创造性破坏。产品市场的竞争可以确保在位企业不会阻止新创新者的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可以降低新进入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雇佣成本和解聘成本,也有助于现有企业在结束旧的业务活动时,能开启新的业务活动。在这些政策中,有一些,如加强高等教育、提供补贴以及增加私人企业研发投入的其他措施,都需要长期的公共支持,这样的例子有德国或法国大学中的卓越计划、美国和其他经合组织国家的小企业法案、旨在培育特定产业创新意识的产业政策,等等。其他一些政策,如产品和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需要政府给予更具针对性和过渡性的支持,包括设立可流动的社会保障体系、局部就业计划、向新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过渡的规则等。

  《比较》:中国的经济改革已有三十多年了,目前中国处于中等收入国家,然而,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是由投资和技术模仿驱动的。中国中央政府已经采取措施推动中国向创新主导的经济模式转变。我注意到,您曾出任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您在为转型经济体提供政策建议方面有丰富的经验。那么,您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政策有什么建议吗?

  阿吉翁:中国在成为一个模仿导向的经济体方面无疑是成功的。邓小平提出的市场改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中国在多个方面迎头赶上其他国家。与此同时,中国也在创新。我看过中国汽车产业的专利数据,有很多是自主专利,其中包含清洁能源方面的专利。中国是一个有活力的经济体,有很多技术模仿,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创新将会成为中国经济的驱动力。

  当你成为一个前沿创新者,创造性破坏就成为游戏的主题。为使一国经济从模仿者变为创新者,需要做几项改革。这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其他国家,如法国、日本。法国事实上在改革方面面临很多困难,正在改革它的体制和组织结构,以成为一个更好的创新者。日本的经济增长放缓,因为它在改革中出现了问题。我并不是告诉中国应该做这或做那,转型是很多国家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

  我的政策建议基于我的理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当一国成为创新型经济体,就需要更好的大学和好的研究生项目。这就要求大学投入很多。我知道,中国正在往正确的方向前进。例如,我的同事埃德蒙德·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他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现在是中国一所商学院的院长;我的同学钱颖一也全职回国,投入到这项事业。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学需要学术自由和开放,以确保从事前沿研究。关于这一点有各种各样的研究。在法国,我们也试图改革大学使它变得更好。好的大学是知识经济的基础。

  2.一个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当存在创造性破坏时,政府就扮演了一个新的角色。政府必须帮助个人退出被破坏了的工作,转换到新的工作。在这个领域,我的瑞典同事约翰·哈斯勒(John Hassler)、佩尔·克鲁塞尔(Per Krusell)和托尔斯腾·佩尔松(Torsten Persson)能告诉你很多,他们做过很多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在北欧国家,如瑞典、丹麦和芬兰,有一个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当创造性破坏出现时,它会更好地保障国民的福利。例如,在丹麦的社会保障体制中,如果你失业,你仍能从政府领到很大一部分失业补贴,但是作为交换,你必须参加培训,另找工作。事实上,政府会帮助你寻找工作。如果你不接受培训或反复拒绝新的工作机会,你的失业补贴就会下降。这个体制给了那些必须重新找工作的人一些安全保障。我正试图在法国引进北欧的社会保障体制,我认为美国如果朝这个方向改革也是明智的。我还认为北欧的社会保障体制是支持创新的好方法。这是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是可携带的养老金权利和医疗保障。你必须确保人口流动不会损害人们获得健康、养老金和培训的权利。这很重要,它使政府扮演了一个新的角色,即保险人。如果想成为一个创新国家,就必须这样做。法国也在试图改革劳动力市场,使培训、再培训以及找工作与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要求相一致。我个人认为,重组医疗保障、养老金、培训和工作匹配体系是一个大的挑战,但是,这些都有利于创新。

  3.产品市场的竞争。我自己的研究成果显示,越是前沿创新者,自由进入和竞争就越重要,因为这两个因素鼓励创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连续数年里,法国是一个模仿者,当时市场的竞争有限,但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现在,法国想成为一个前沿创新者,竞争和自由进入就变得重要。这对中国也一样。但是进入和竞争的一个很大障碍是腐败。当存在腐败时,一方面,垄断企业可以与政客勾结,阻止新企业进入;另一方面,腐败的政客也可能剥夺新进入者的利润。这两方面都会阻碍创新。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大问题。我知道,中国已经采取措施监督和制衡权力,以更有效地防止腐败。但是,中国可能想做得更好,并且我确信能找到一种适合中国的方法。我并不是告诉你中国应该做这或做那,但是我希望大家能意识到,如果想要更多的进入和竞争,就必须严厉打击腐败! 同时,还必须思考如何组织政治、司法体系、媒体和其他方面,确保好的政策得以实施和持续,以使腐败的生存范围最小化。

  4.金融体系。当你是一个技术模仿型企业时,政府补贴和银行融资基本上就足够了。当企业更多地涉猎前沿创新时,就需要更多的股权融资。股票市场的改革是必要的,企业需要风险资本和机构投资者。以美国为例,美国有许多机构投资者,如养老基金、对冲基金和共同基金。未来中国如何推动和发展机构投资者将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5.我的最后一个建议是,当一国成为前沿创新者,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是逆周期的。每个国家都有经济周期。政府采取逆周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帮助企业维持研发和其他创新投资,这是重要的,因为在衰退时期,企业的信贷受限,它们倾向于在经济不景气时减少研发。因此,必须使它们在衰退时期的生存变得容易些,如何做呢?例如,政府可以在信贷方面帮助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并且尽量在整个周期内都维持。这样做之后,政府就会在衰退时借款给企业,在繁荣时企业还款。货币政策也应该是逆周期的,应该在衰退时期降低名义利率,繁荣时期提高名义利率。我的观点既不是凯恩斯主义,也不是新保守主义所说的完全自由放任的观点。政府要以逆周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予以干预,帮助企业维持整个周期内的创新投入,包括研发和培训。

  这些就是政府鼓励创新应关注的一些关键问题。中国是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大国,我从来没有为如此高增长的国家做过政策咨询。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自己很卑微。

  然而,上面几点都是基于我的大量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例如,我的一些论文表明,越发达的国家,给大学和研究生项目提供资金就越重要。类似的,我的研究成果还表明,在越发达的经济体,竞争和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就越重要。我目前仍在做的一些研究表明,对创新者来说,股权融资比银行信贷更为重要。然而,如何在中国实施这些政策,取决于了解这一体系的中国人,而不是我作为一个理论家说你应该怎么做。对此,谦卑很重要。

  本文由《比较》特邀编辑、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李一南博士采写。

  Philippe Aghion,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新经济增长理论创始人,法国总统奥朗德经济顾问。传统增长理论偏重于研究投资对增长的影响,而Aghion教授认为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依照其理论框架,可以理解诸如金融体系、竞争政策、教育、储蓄、经济政策等因素怎样通过影响企业的创新行为来影响增长,以及增长怎样通过影响上述因素反作用于企业创新行为。近年来,Aghion教授又将新增长理论应用于发展中国家,研究这些国家怎样通过经济方式转变来赶超发达国家。Aghion教授曾获无数荣誉和奖励,包括Yrj Jahnsson勋章(此奖每两年评一次,授予45岁以下欧洲最优秀经济学家)。

版面编辑:邱祺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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