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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与移民:人行道上的万亿美元?

来源于 《比较》 2014年第1期 出版日期 2014年02月01日
迈克尔·克莱门斯

  全球经济中最大类的单一扭曲是什么?角逐这一称号的是限制贫穷国家移民的制约因素。然而,经济学中对这种扭曲造成的影响鲜有研究。迁移经济学(migration economics)关注的焦点在别处,即移民的进入、人口流动如何影响流入地的经济,而往往忽视对移出地的影响。

  低收入国家的大部分居民想移到他国,却无能为力。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The Gallup World Poll)发现,全球四分之一最贫穷的国家中,40%以上的成年人“想永久迁移到他国”,如果有机会,圭亚那和塞拉利昂想移民的成年人占60%甚至更多(Pelham and Torres,2008;Torres and Pelham,2008)。对外移民受多种因素的限制,比如信贷约束和原籍国信息不充分等(Hatton and Williamson,2006)。然而,目的国的政策壁垒在限制移民方面无疑扮演了重要角色。美国每年的多元移民绿卡抽签上充分体现了这一壁垒,永久性移民签证主要分配给发展中国家。2010财年,1360万申请只签发了5万签证(US Department of States,2011)——中签比为272∶1。许多其他的潜在移民目的国,如日本,限制比美国更多。

  迁移壁垒造成了多大的经济损失呢?这一方面的研究乏人问津因而显得极其重要,我们所做的少量估计会让经济学家大跌眼镜。当提到限制移民的政策时,似乎随之而来的就是数以万亿美元的收益。本文第一节回顾了对减少移民壁垒带来的全球收益的现有估计。消除这些壁垒获得的收益占世界GDP的一大部分——比消除现有国际商品和资本流动壁垒所能获得的收益还要多1—2个量级。不过,这些估计对假设很敏感,在接下来的各节中,我将从支撑这些估计的四种假设来讨论目前可获得的有限研究:移民是如何影响非移民的?劳动需求曲线的形状,区位对生产率的影响,更大迁移的可行性。这些问题并非迁移经济学传统研究内容的关注点;最后,我将推测其中的原因,并提出新的研究议程。

对降低移民壁垒所获收益的估计

  一些学者已经建立了世界经济模型来估计消除各种贸易、资本流动和迁移壁垒所能获得的收益。表1概括了研究人员近年来对消除贸易壁垒,以及消除资本流动和迁移壁垒所获收益的所有(据我所知)现有的估计结果。即使不深入探究这些研究的细节,所得到的总体结论也是无误的和明显的:消除迁移壁垒获得的收益要比消除其他壁垒获得的收益大1—2个数量级。据估计,通过消除贸易和资本流动壁垒带来的收益不到世界GDP的百分之几;而消除劳动力流动壁垒带来的收益通常在世界GDP的50%—150%之间。

  事实上,现有的估计表明,即使只略微降低劳动力流动壁垒,其收益也是相当大的。在表1所示的研究中,完全消除迁移壁垒所能获得的收益只能通过大规模人口流动来实现——贫穷国家至少一半的人口需要迁移到富裕国家。实际上不需要这么大规模的迁移就可以获得巨大收益。表2大体展示了消除部分劳动力流动壁垒获得的效率增益(efficiency gains),保守地看,贫穷地区不到5%的人口外移所带来的收益就已经超过了完全消除贸易和资本流动壁垒所带来的收益。为了便于比较,目前约2亿人,约占世界总人口的3%,生活在出生国以外(联合国,2009)。

  国际移民增加带来的大量收益(估计值)是否违反了我们的经济直觉,或者经过深思熟虑后至少有一定的合理性?我们可以检验这些估计值背后的计算。将世界划分为“富裕区”和“贫困区”,其中“富裕区”有10亿人口,人均年收入3万美元;“贫困区”有60亿人口,人均年收入为5000美元。假设来自贫困区的移民生产率较低,因而通过移民他国获得的收入只是两地区收入差距的60%,即年收入15000美元。随着移民继续流入,边际收益递减,假设年平均收入只有7500美元。如果贫困区的一半人口移民他国,移民获得的收入是23万亿美元,是世界GDP的38%。对非移民而言,这种移民潮的结果会有较复杂的影响:据推测,贫困区平均工资水平会上升而富裕区会下降,同时富裕区资本回报率上升而贫困区下降。其他变动的净效应理论上可能是负值、零或正值。但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和移民的收益时,我们可以合理地估计全部收益为全球GDP的20%—60%。这与表1和表2中令人吃惊的数字一致。



 

  这种计算意味着要对全球劳动力流动带来的估计收益做不同形式的合理检验,即比较不同类型的国际壁垒造成的价格差。如果消除劳动力流动壁垒获得的收益大于消除贸易壁垒和资本流动壁垒获得的全部收益,我们应该会看到不同劳动力市场上的国际价格差远大于不同商品和资本市场之间的价格差。事实上,这正是我们所看到的模式。根据安德森和范温库普的估计(Anderson and van Wincoop,2004,第692页),典型的国际贸易成本,不仅是政策壁垒而是所有的壁垒,包括距离、语言、货币和信息,大致相当于74%的从价关税(①这仅包括国际贸易成本,不包括国内分销及零售成本。);同样的商品在不同国家市场的价格差也类似(例如,Bradford and Lawrence,2004)。拉蒙特和赛勒(Lamont and Thaler,2003)发现,同样的金融工具在全球范围内的价格差很少超过15%。这些价格差相对于全球劳动力价格差而言是小巫见大巫。在我和蒙特内格罗以及普利切特(Clemens、Montenegro and Pritchett,2008)的研究中,我们注意到,在美国和海地、尼日利亚、埃及这样的国家之间,可观测到的相同低技能工人的实际收入差距超过1000%(②这里,“可观测到的相同”是指35岁的城市男性,受过9—12年的教育,在原籍国出生并接受教育。)。我们的分析表明那些迁移和未迁移的人口之间观测不到的差别不足以解释那么大的工资差距。

  所有这些都表明,降低移民壁垒获得的收益可能是巨大的,甚至高达几十万亿美元。当然,表1和表2中的估计在准确度上对模型的假设高度敏感。为了方便起见,我将用研究者的名字的首字母来指代:汉密尔顿和沃利(Hamilton and Whalley,1984,以下简称HW),摩西和莱特尼斯(Moses and Letnes,2004,2005,以下简称ML),艾瑞圭(Iregui,2005,以下简称I),克莱因和文图拉(Klein and Ventura,2007,以下简称KV),沃姆斯利和温特斯(Walmsley and Winters,2005,以下简称WW),范德门斯布拉格和罗兰—霍尔斯特(van der Mensbrugghe and Roland-holst,2009,以下简称VR)。这些研究的主线从一个静态局部均衡模型(HW和ML)演变到静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I,WW,VR),再到动态增长模型(KV)。有些人考虑了两种要素:劳动力和不流动的资本(HW,ML,I);有些人允许流动的资本加上第三种要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国际差异(KV,WW,VR);还有一些研究进一步区分了技术和非技术劳动力(KV,I,WW,VR)。这些模型的结论差异主要取决于如何解释技术移民的效应;生产函数的设置和参数(以及劳动力需求和供给弹性);劳动力内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国际差异的假设;劳动力流动的可行度。(③原文中的一些估计假定来自最贫穷国家的工人生产率仅为富裕国际工人生产率的1/3(Hamilton and Whalley,1984)或1/5(Moses and Letnes,2004)。这种假设看起来是极其保守的(如Moses and Letnes在脚注12中指出的)。Klein和Ventura(2007)的模型将Klein和Ventura(2009)的模型扩展到描述向稳定状态的过渡。)其他要素的流动性假设同样很重要;在KV的研究中,劳动力流动带来的大部分全球效率增益需要可流动的资本去“追逐”劳动力,正如哈顿和威廉姆森(Hatton and Williamson,1994)所描述的那样。

  要理解对劳动力流动收益的不同估计结果背后的深层次内容,我们需要以下四种特征的更好信息:(1)对外移民(尤其是技术性的)对非移民生产率的外部效应(external effects)是什么?上述很多估计都是基于这种效应很小或为零的假设。(2)原籍国和目的国的劳动力需求弹性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既有研究是否都确保了其正确性?(3)生产率的国际差异有多少取决于劳动力的内在特性,当劳动力流动时这些特性也随之流动;又有多少取决于他们的周边环境?对生产率而言最关键的是“你是谁,还是你在哪里”?(4)最后,鉴于当前阻碍移民的许多壁垒,未来什么样的移民水平是可行的?


  图1说明了这些问题的答案有多重要。沿用巴格瓦蒂(Bhagwati,1984)的方法,设定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低工资国家和高工资国家。低工资国家的工资位于左侧纵轴,该国劳动力数量从左至右来测量,即从O到L。劳动需求曲线为D。高工资国家的工资位于右侧纵轴,该国劳动力数量从右至左来测量,即从O*到L。劳动需求曲线为D*。因此,世界劳动力供给为横轴的全部长度OO*。每个国家的初始工资为w0和w0*。如果允许劳动力完全自由迁移,两国间的工资率会在劳动需求曲线相交点处均衡。移民增加,即让L到L′的劳动力从低工资国家迁移到高工资国家,会导致高工资国家工资率相对小幅下降,低工资国家工资率相对小幅上升,移民的收入大幅增加。低工资国家的非移民获益而高工资国家的非移民受损;低工资国家其他要素(如资本和土地)的所有者受损,但高工资国家的其他要素所有者获益。加上这些福利效应,全球福利的增加额相当于图中的阴影区域。

  此图很清楚地展示了对上述四个问题的回答如何勾勒出全球福利收益的规模。如果对外移民对非移民产生外部负效应,收益会被随之下降的需求曲线抵消。如果原籍国或目的国的劳动力需求富有弹性,收益会缩减。由于移居他国的移民较目的国的非移民的内在生产率低,那么真正的劳动力需求曲线要低于D*,收益也会缩减。最后,随着可行的迁移规模缩减,L′趋近于L,那么收益也会再次缩减。

  在下面各节中,我将依次思考每个问题。我认为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需要比现在更多的证据,但现有的证据让我们几乎没有理由怀疑表1和表2中的数字夸大了减少迁移壁垒获得的收益。

版面编辑:邵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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