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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拉身后的南非:从自由路到致富路

来源于 《比较》 2014年第1期 出版日期 2014年02月01日
张春霖

  自2009年11月底离开北京,我在世界银行驻南非办公室工作已经4年。世界银行的宗旨是帮助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在南非也是如此。因此,在南非工作4年,思考和讨论最多的议题之一,就是南非如何实现有利于穷人的(pro-poor)、包容式(inclusive)的、更快速的经济增长。纳尔逊·曼德拉的逝世和整个世界对他的哀悼,促使我从曼德拉的角度去思考这一问题。这篇短文意在与国内同行分享我的思考所得,同时也算是一个从中国到南非工作的经济学者对这位受到世人爱戴的世纪伟人的一份悼念。

  曼德拉是一位自由战士。他一生理想的经典表达是他1964年4月20日在法庭上的宣言:“我为推翻白人统治而战,也为推翻黑人统治而战。我崇尚所有人都和谐相处、都拥有平等的机会的民主和自由的社会。我希望为实现这一理想而生活。但是如果需要,我也准备为之付出生命。”以1994年新南非“彩虹之国”的建立为标志,他的这个理想可以说已经实现了。1994年以后的南非是一个消灭了种族歧视的民主和自由的社会。历史上遭受压迫和歧视的黑人大众获得了政治自由,各种族之间基本实现了和谐相处。

  从经济的角度看,历史上受歧视的黑人大众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目前南非1/4以上的人口享受政府的各种补贴和救济。从1994年开始到2008年,政府为大约600万家庭(南非全国人口约5200万)提供了住房。通电的人口比例由1996年的58%提高到2008年的80%,200米之内有饮用水源的人口由62%提高到88%(①南非总统府,Development Indicators: the Presidency, October 2009。)。人均GDP增长速度1994年之前10年为负增长,1994—1999年提高到0.4%, 2000—2004年进一步提高到1.5%。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2004—2008年达到3.7%。危机之后,2010年恢复到1.9%,2011年达到2.3%,2012年回落到1.5%(②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但是,从总体上看,历史上受歧视的黑人大众除了政、商、学界少数精英外,多数人的经济状况还没有根本改善。他们的今天有些类似于中国的60年代,虽然已经“站起来”了,但还远没有“富起来”,而且致富之路究竟怎么走,全国上下似乎还没有形成共识。

  南非的人均GDP高出中国很多(表1)。说南非“还没有富起来”,主要指的是历史上受歧视、1994年获得解放的黑人大众。南非人均收入很高,却是世界上贫富最悬殊的国家之一,基尼系数高达0.7。尽管政府提供了大规模的社会福利和救助,2010年,南非全国仍有34.5%的人口生活在每月422兰特(2009年价格,约合300元人民币)的贫困线以下(③World Bank, Country Partnership Strategy for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2013.) 。根据OECD的一项研究(表2),2008年南非的收入分配格局是,收入最高的10%的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高达58.1%,而收入最低的50%的人口仅获得总收入的8%。尤其令人不安的是,从1993年到2008年,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面对这样的现实,曼德拉的在天之灵恐怕很难安息。当年曼德拉领导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接管政权时曾经给人民承诺,要让“每个人都生活得更好”(“better life for all”)。现在,非国大管理国家已近20年。看来,走完了“漫漫自由路(④曼德拉自传书名为“漫漫自由路”(Long Walk to Freedom)。)”的曼德拉的同志和同胞,还有一条“漫漫致富路”要走。


  南非的贫困和收入不平等问题,基本是一个失业问题。南非官方窄口径的失业率(不包括已经停止找工作的失业者,即所谓“discouraged”)大致在25%左右。如图1的数据所示,失业最严重的人群也正是收入最低的人群。其中收入最低的30%的人口中的失业率高达40%—70%。因此,解决贫困和不平等问题的根本途径,是为低技能劳动力创造就业岗位。但由于南非的经济结构的特点,就业岗位的创造是一个极其严峻的挑战。


  曼德拉出狱后,南非曾一度濒临内战深渊。曼德拉挽狂澜于既倒,极力促成民族和解,使他的祖国免于内战之灾。但与此同时,民族和解也意味着种族隔离制度下形成的经济结构得以保留和延续。曼德拉和非国大本来计划在掌握政权后实行国有化,但在1992年1月曼德拉参加达沃斯会议后放弃了国有化政策。据当时随同曼德拉参会的中央银行行长回忆(①Andrew Ross Sorkin, “How Mandela Shifted Views on Freedom of Markets”.December 9, 2013. http://dealbook.nytimes.com/2013/12/09/how-mandela-shifted-views-on-freedom-of-markets/?_r=0.),曼德拉是在与中国和越南的参会代表交流之后改变主意的。由于所有制结构没有改变,种族隔离结束近20年之后,今天南非的经济结构仍然是一种独特的“二元结构”,几乎可以称为“一个国家,两个经济”。南非经济中高度发达的部分或“第一经济”的主体是在种族隔离时代形成的四个主要经济部门:大农场、矿业、与矿业相关的制造业以及金融业。这些部门的企业多是白人创办和拥有的大公司。由于在种族隔离时代遭受国际制裁,这些大公司具有很高的纵向一体化程度,在国内市场居于支配地位,给新的经济成分留下的发展空间极其有限。与之并存的是所谓“第二经济”,即以被解放的黑人大众为主体的经济成分,包括微型和中小型企业以及家庭农业,分布在农村、小城市、市镇(townships)和“棚户区”(informal settlements)。在两者之间,是政、商、学界的少数黑人精英,他们正在形成一个新的中产阶级,加入“第一经济”,其中不少人已经成功暴富。

  从产业结构看,南非经济的主体部分是服务业。2012年,服务业在GDP中的份额为69%,制造业占12.4%, 农业占2.6%(②World Bank, Country Partnership Strategy for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2013。其余为采矿业和建筑业。)。服务业在经济中占如此高的比重,似乎是中国经济求之不得的结构。但在南非,这主要不是因为服务业很发达,而是因为农业和制造业发展缓慢。服务业中吸纳就业最多的部分是包括了各类小商小贩在内的零售业,以及因高犯罪率而畸形发展的保安服务。服务业中的另一个增长迅速但吸纳就业很有限的部分是在很大程度上与实体经济脱节而“自我发财”的金融保险业。

  南非的农业1994年以后经历了重大的结构性调整。由于大量黑人农工离开,白人农场普遍提高了机械化程度和资本密集程度。2008年与1995相比,南非农业的增加值提高了66%,就业人数却减少了59.4万人,抵消了同期其他行业新增就业岗位的14%(①Haroon Bhorat and Natasha Mayet,“Labour Demand Trends and the Determinants of Unemployment in South Africa”,May 2010.)。农业就业的大幅下降是南非失业问题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来,新政府的计划是政府出资购买白人拥有的一部分土地分配给黑人农民。但这一计划因种种原因进展甚微。少数获得土地的黑人农民在经营家庭农场的过程中也遇到重重困难。在中国以及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无力在城市非农产业中就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通常被迫留在土地上勉强维持低收入的生活。对南非的多数农村剩余劳动力来说,经济结构没有给他们留出这样的选项。

  但制造业的发展缓慢更集中地反映了南非经济的致命弱点。1995—2008年,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约为16%,远低于服务业(74%)。制造业新增就业仅占各行业新增就业总数的6.5%(②根据Statistics South Africa数据计算。)。1994年南非矿产品以外的出口在国际市场的份额为0.14%,到1998年下降到0.04%左右,之后一直在0.02%—0.04%之间徘徊(③根据UN Comtrade数据计算。)。制造业增长乏力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缺乏竞争力,尤其是在来自中国和东亚的廉价制成品面前缺乏竞争力。而竞争力缺乏的原因除了基础设施的成本和与欧美市场的运输距离,主要就是劳动力成本过高。劳动力成本的背后,一个因素是生活成本。如果用购买力平价来剔除生活成本因素,南非劳动力成本与中国的差距大约可缩小30%—40%。劳动力高成本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劳动力市场受到严格的劳动法规的管制,竞争非常不充分,以至于大量失业人口的存在未能对工资增长起到抑制作用。

  由于劳动力成本过高,南非近20年来的经济发展走的是一条与其比较优势背道而驰的路径。本来,南非经济中供给最充裕是的低技能劳动力,最短缺的是高技能劳动力和资本。南非的储蓄率大致在15%上下,远远低于中国30%—40%的水平。但过去近20年来南非经济发展的总趋势是资本密集程度和技术密集程度不断提高。总体来看,企业是在用高投资支持劳动生产率提高,以抵消高工资的影响,争取在国际市场保持一定竞争力。

  南非的劳动力市场管制饱受争议,但有其历史渊源。在种族隔离时代,黑人劳动者的权益几乎没有任何保障。在反种族隔离斗争中,势力强大的工会以及南非共产党是非国大的重要同盟军。非国大接管政权后,一直保持着与工会和共产党“三位一体”的同盟关系。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被普遍认为是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不可或缺的手段,其合法性植根于南非的新宪法,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南非的工会也比较“好斗”(militant),动辄发动罢工要求增加工资。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也构成了企业劳动力成本的重要部分。近年来南非财政部提出给那些愿意雇佣青年失业工人的企业发放一定补贴,以缓解失业问题。这在很多人看来已经是十分温和的改革措施,也遭到代表在业工人利益的工会和其他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对而难以实施。

  在劳动力成本无法降低的情况下,南非的另一选项是通过教育和技能开发来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以便在国际市场形成竞争优势。但这恰恰是南非经济面对的最严峻的挑战。其原因有二。

  首先是历史原因。在种族隔离制度之前,黑人大众已经经受了长期的白人殖民统治。在种族隔离制度下,黑人大众在经济上贫困、政治上受压迫的同时,教育方面也遭到精心设计的歧视。种族隔离政府明确宣称服务于黑人大众的教育(称为“Bantu education”)主要目的就是培训仆役。因此,他们“没有必要”学习数学和科学。黑人大众当然也不允许经营任何企业。其结果是,种族隔离制度不仅给南非留下了财富占有和收入的极度不平等,而且留下了知识和技能(包括经营企业的知识和技能)的极度不平等。政治革命可以在短时间内实现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却无法对知识和技能进行再分配。刚刚被解放的黑人大众只能带着自己仅有的知识和技能匆匆加入市场竞争。在全球经济高度一体化的情况下,他们实际上面临的是来自其他国家低技能劳动力(如中国的农民工)的竞争。

  唯一的出路当然是尽快提高历史上受歧视的黑人大众的知识和技能水平。但遗憾的是,这恰好是非国大执政近20年来工作最不成功的一个领域。图2的数据从一个角度反映了整体图景。如图2所示,南非高等院校理工科学生不仅入学人数增长缓慢,而且入学的学生大多数不能毕业。其原因有的是由于家庭经济需要而提前退学,更多的则是因小学和中学阶段基础不足而跟不上大学课程,达不到毕业要求。南非政府和社会都为教育发展的滞后而心焦,但所采取的措施还没有显现明显的成效。


  从发展前景看,南非要消除贫困,使历史上受压迫的黑人大众走上致富之路,其低技能劳动密集型产业必须在国际市场形成一定的竞争力,因为南非的国内市场相对狭小,很难形成有效率的分工,获取规模经济的效益。但要形成国际竞争力,在劳动力成本无法降低的情况下,基本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通过教育和技能开发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

  但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即使现在实施正确的改革战略,见到实效也要很长时间。在此期间,南非面临着另外两条可能的道路。第一条道路是保持“第一经济”的增长,通过高税收、高福利来补贴和救济低收入人群,维持社会和谐。第二条道路是南非的左翼政治势力正在鼓动的道路,就是对矿山和银行等经济部门实行国有化,“劫富济贫”。第二条道路极具诱惑力,但显然是通向共同贫穷之路。第一条道路也不是一条可持续的道路,因为南非的低储蓄率和高技能劳动力的供给很难长期支持一个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发展模式。

  因此,在曼德拉的领导下获得解放的南非黑人大众以及他们的政治领袖不仅需要继承曼德拉的坚定和执着,更需要继承他的坚韧、耐心和宽容博爱之心,因为致富之路虽不需身陷囹圄或流血牺牲,但其艰难曲折程度恐怕不亚于自由之路。回望我们中国人走过的道路,1979年在邓小平的引领下终于找到“致富路”之前,我们经历了一百年的战乱,30年的摸索、徘徊和“折腾”。今天的世界已经大不相同,唯望在曼德拉领导下获得自由的南非人民的致富之路能够走得更顺利些,以告慰他的英灵。■

版面编辑:邵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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