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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增长的前景

来源于 《比较》 2014年第1期 出版日期 2014年02月01日
布拉德福德·德龙

  本文的目的,是讨论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泰勒·科文(Tyler Cowen)和布林克·林德赛(Brink Lindsey)等人提出的技术—增长停滞论。他们是非常严谨的经济学家,其观点很有冲击力。但我对此表示怀疑,对未来前景更为乐观,部分原因在于我本质上是个技术进步的乐观主义者;另一部分原因在于我也是个政治进步的乐观主义者,我认为他们没有看清由于政治问题导致的收入和需求管理的失败同积累和创新的失败之间的区别;还有部分原因在于,与罗伯特·戈登相比,我对经济增长过程的微观改进有不同的理论理解。

一、过去和未来的期望递减时代

  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1990年发表了《期望递减的时代》(The Age of Diminished Expectations),是本非常精致的小册子。其中心观点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人对于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年均期望增长率都保持在2%左右的水平,但这样的时代行将结束。这个漫长的增长时代的开端可以追溯到南北战争结束之际,每一代人的物质财富和生活福利都几乎相当于上一代人的2倍:2%的年增长率,意味着每35年就能翻番。但克鲁格曼认为,1973—1990年的工人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只有1%的低水平,这预示着未来的前景将变得更为悲观,美国人过去习惯的对未来的较高期望将不得不下调。


  在《期望递减的时代》出版两年之后,美国经济进入了新阶段,工人人均产值的年增长率回到2%的水平,并持续了15年左右。在2000年代早期,我或许是唯一一个认为美国的增长可以跃迁到更高水平的经济学家,我提到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可以提升到每年2.5%—3.0%的新常态,实际GDP总量的增速则可以达到每年3.0%—4.0%。


  但如今,在金融危机之后,在小萧条(Lesser Depression)之后,在连续四年的复苏乏力之余,又有很多人在议论,人均产值维持2%的伟大时代已经结束,美国未来的增长预期将递减,我们的长期经济前景并不乐观。近期有三篇这方面的文章:布林克·林德赛的《增长为何更加困难》(Why Growth is Getting Harder)采取三万英尺的鸟瞰视角;泰勒·科文从中间层面分析大停滞现象(The Great Stagnation)的小册子《美国如何捡光现代历史的所有便宜》[How America Ate All the LowHanging Fruit of Modern History, Got Sick, and Will (Eventually) Feel Better];罗伯特·戈登的工作论文则在更为具体的层面展开分析——《美国的经济增长是否已经终结?》(Is U.S. Economic Growth Over? Faltering Innovation Confronts the Six Headwinds)。

  我们该如何评论这些观点呢?在每次较为严重的周期性衰退之中或之后,是否都会涌现此种类型的“长期停滞论”?本次衰退的情形是否真的不同于以往?有哪些理由证明我们真的面临“大停滞”时代?

二、林德赛:增长变得有多困难?

  我们首先来分析布林克·林德赛的文章《增长为何更加困难》。

  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线表现得相当稳定……人均实际GDP的增长率……约为每年2%……其中包含四个组成部分:(1)人均工作小时数的增长;(2)劳动力质量的提高;(3)对单位员工投入的物质资本的增长;(4)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20世纪中,不同组成部分的各自影响有所波动……但这些波动往往相互抵消……然而到21世纪后……增长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水平同时下降……我们不得不接受的结论是,增长的条件已不像过去那样有利了,或者说,增长正变得更加困难。由此说明,我们必须采取更有利于长期增长的政策,才能更好地恢复增长活力……

  林德赛的第一个论据是,在美国过去130多年保持2%的人均实际GDP增长率中,有0.3个百分点是由于劳动参与率的提高。然而这个因素的影响已经成为历史,于是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必然下降到每年1.7%,实现翻番的时间将从35年延长到41年。

  林德赛的第二个论据是,美国对教育的投资率已不再增加:

  在20世纪对美国劳动力质量影响最大的因素是美国的员工接受的学校教育年限大幅提升……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克劳迪亚·戈丁(Claudia Goldin)和劳伦斯·卡茨(Lawrence Katz)的研究发现,在1915—2005年,教育对劳动力质量的改善产生的直接影响促使人均实际GDP提高了15%……然而这个增长源泉也已经在萎缩……美国的员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940年的9.01年提高到1980年的12.46年,每年的平均增长率约为0.81%。相比之下,1980—2005年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进一步提高到13.54年,每年的平均增长率却下降到0.33%……

  这个因素在每年2.0%的人均实际GDP增长率中的贡献也是0.3个百分点。如果我们不能重新大力推动教育进步,使其达到20世纪的改善速度,并使目前没能获得高等教育的那些人能获得同样高水平的高等教育回报,那么,这0.3个百分点的贡献因素很可能会下降到每年0.1个百分点。于是,美国的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将继续下滑到每年1.5%,实现翻番的时间会从41年延长到46年。

  林德赛还看到了储蓄率和投资率的下降,也就是资本积累速度的下降。我并不确定这是“投资”方面的实际情况,此外,由于资本品的相对价格长期下降,这个问题会变得更加复杂。我们不妨先搁置这些争议。从利润或者资本的边际产出的角度来看,在每年2.0%的人均实际GDP增长率中,大约有0.6—1.0个百分点应该归结为资本积累的因素。

  最后剩下的每年0.4—0.8个百分点的增长,则归因于林德赛主张的第四个增长促进因素:创新。他的原文如下:

  泰勒·科文和罗伯特·戈登都认为生产率的下降……反映着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早期的伟大技术突破的效应已走向枯竭……电力技术,涉及照明、发电机及电器设备;内燃机技术,涉及汽车、飞机、超市和郊区发展;分子重组技术,涉及石化、塑料和制药;通讯技术,涉及电话、电影、广播和电视等……已在多个方面改变了我们生活面貌的IT技术是否只能给生产率带来10年的强劲增长?还是说,目前的全要素生产率下滑只是长期复苏前的短暂调整?戈登本人对此持悲观态度……

  我们暂且认为,布林克·林德赛的大致结论——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可能从每年2.0%下降到1.5%的水平——这样的担忧的确有其道理。稍后我们再来详细讨论创新是否会放大或者抵消这些下降因素的影响。

  接下来继续分析中间层次的观点。

版面编辑:邵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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