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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立观察】年度GDP目标还重要吗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14年第10期 出版日期 2014年03月17日
只有到中国各级政府不再需要设定年度GDP增长目标之时,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才可称完善,而全面深化改革的阶段性任务才可告捷

  刚刚闭幕的2014年全国“两会”,传递出的经济信号颇为复杂。“两会”期间陆续公布的前两个月经济数据,多低于市场预期,年初数据空档期产生的经济下滑的旧愁未减;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年度增速目标设定在7.5%左右的相对高位,又带来了改革会为增长让位因而放缓的新忧。2014年的中国经济走势如何、宏观政策如何兼顾增长与改革,再度成为焦点。

  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厘清政府对增长的态度和稳增长的政策储备。一直以来,中国决策者习惯于制定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目标,并以GDP增幅来衡量。这一做法的弊端日益凸显。当原定增长目标因环境变化无法实现时,政府每常“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提供政策刺激也要上”,不惜代价保增长,导致政策失误,留下产能过剩、政府债台高筑等诸多后遗症,延误经济转型。近年来,经济增长已经从约束性指标变为预期性指标,不再是必须完成的硬任务;去年年中,李克强总理提出“区间论”,调控目标从某个具体数字,扩大到某个区间,堪称一种进步。

   纵如此,我们仍看到,政府虽在理论上认可中国处于增速换挡期,在实践中还是有过于看重年度GDP增速的倾向。全国“两会”期间,一些代表、委员,特别是来自地方的官员,在发言或答记者问时,充满“大干快上”的豪情。李克强总理在记者会上称,今年的增速目标定为7.5%左右,虽强调“左右”蕴含的容忍度,但下限仍以“保就业”定性,没有表述明确的定量。

  这种情形使人担心陈旧的施政惯性犹在,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可能以各种方式拼力维持甚或助燃“经济虚火”,拟议的改革进程或受到影响。

  须知大势不可违。学界的多项研究已经表明,中国虽然城镇化进程仍在继续,但在住宅、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领域,以及钢铁、建材等重化工业产品领域,都已经出现或接近出现历史需求的峰值。这预示着中国经济将触摸到需求增长的天花板。此外,种种深层次矛盾初显,结构调整的阵痛正在加剧。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期已经结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支撑发展的要素条件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今后再不能依靠资本投入,而需转向技术,转向创新,转向思想。直面现实而期望稳定增长,就必须重质而非看量,重长期而非看短期,就必须靠坚定不移的全面深化改革,收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当然只能是中速增长——之效。

  这就需要考虑,以什么方式稳定增长。基于过去的经验,在增长压力加大时,纵使中央政府在全局范围内不实施大规模刺激政策,以“微调”为名的宏观调控仍然会被放大,一些地方政府可能以“稳增长”为名,实施各种变相刺激,而一些中央政府部门可能有利益驱动参与其中,最终导致又一批无效、低效项目涌现,靠政府干预维持经济短期增速。那会是一种看去比较舒服、却会形成长期伤害的“稳增长”。而今年已经打算推动的改革,如建立权力清单、工商登记制度改革、财税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国企改革等,都是通过供给方因素的改善来提高潜在增长率。这些正是稳增长的治本之策,实施中却很可能充满痛苦与阻碍。弃易而择难,需要改革者有极强的执行力。

  中国正处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关键期,稳增长应寄望新方式,依赖结构调整。当前有一种担忧,认为经济增速下滑会拖累就业。其实在2013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已达到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服务业吸纳就业能力强,有研究表明较传统第二产业高出三成。结构调整带来的机会,应给我们信心;服务业的进一步开放,会带来更多就业,正是改革红利的直接体现。

  当然,中国的服务业也在转型中,传统服务业需要引进新管理方式和技术手段,生产过程中的专业服务需要逐步分离,处于高速发展中的技术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则对人力资本提出更高要求。中国现有的劳动力素质,不能满足服务业转型的要求。鉴此,未来的稳增长中,增加教育投入、培训现有劳动力使之适合经济结构调整需要等,应是补短板的基础设施之外另一项重要投资。

  此举见效会有时滞,但效力更持久。转型多年难获突破的事实已经证明,欲高效实现这一投资目标,在现行体制机制下将是完全不可能的。已有成型顶层设计的相关领域的改革,应加紧推进;严重滞后、未曾破题的教育体制改革更是刻不容缓。在这个意义上,未来保增长真正是“功夫在诗外”。

  由政府为经济增长设定年度目标,并非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行为的常态,而是一种“中国特色”,或称转轨过程中的惯性。在此目标下,增长与改革的权衡,不仅是短期与中长期的取舍,更是执政者改革承当力的重要检验。在3月13日的记者会上,李克强总理对去年在没有采取短期刺激政策而实现了经济预期目标感到满意,并反问“为什么今年不可以呢?”这使识者感到欣慰,进而对年内改革提速寄予更高希望。无论如何,犹如物价控制由“指令性计划”变为“指导性计划”,如今已退出绝大部分商品领域,只有到中国各级政府不再需要设定年度GDP增长目标之时,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才可称完善,而全面深化改革的阶段性任务才可告捷。■

  (本文为2014年3月17日出版的财新《新世纪》周刊第10期社评

版面编辑:邱祺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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