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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第71辑 卷首语

来源于 《比较》 2014年第2期 出版日期 2014年04月08日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对下一步的改革做了总体的规划。总体规划是60 条,60 条所规定的改革项目一共是336 项,且要到2020 年完成,也就是说要在今后的6 年内完成,新一轮改革如何启动,到底应该从哪里着手,成为当下最重要的课题。不少人担心改革会因既得利益集团受阻。然而,既得利益始终都存在,只不过利益主体会有不同,我们过去的经验表明,改革即使在面临既得利益的阻挠下,也可以取得突破性进展,比如上世纪90 年代的改革。在冲破意识形态的重重藩篱,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改革者们打破了原来“一个时期选择一个突破点”的单项推进思路,提出了最小一揽子、有顺序的整体改革方案,推行了相互配套的五大支柱改革——财税、银行、外汇、社会保障和国有经济。正是这种改革的思路创新,加上落实改革时的实践创新,改变了利益格局,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从而带来了此后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促进了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成长。在现实的改革蓝图与历史经验面前,主编吴敬琏强调,新一轮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在明确的目标下需要推行很多项改革,但鉴于能够支撑改革的资源有限,改革所面临的经济环境存在诸多问题,四面出击式的改革并不可行,必须选择最重要的改革。如何选择呢?应该突破先易后难和有共识先改无共识后改的想法,按照让市场经济体系很快发挥作用、使国民经济有效运行的需要出发,来选择并设计最小一揽子改革方案。而改革方案的设计,需要在科学研究和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有观念的创新。这是因为改革不仅受利益的支配,也受观念的支配。可以说,利益和观念是改革的一体两面,囿于利益而不敢在观念上有所突破,改革就不可能前行。利益集团、反腐、简政放权,这些关键词,究竟怎样能从理论上寻得养分,就是本辑《比较》想要和读者共同探讨的题目。

  原哈佛大学教授、现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丹尼.罗德里克对全球化、经济发展和政治经济学深有研究,他曾提出了分析和阐述增长战略的新框架“增长诊断法”。在这篇“当观念超越利益”的文章中,罗德里克认为,即使经济行为人受纯粹的利益驱使,他们对其利益所在也有一个先入之见,在经济学家眼中永恒不变的私利,往往是“关于我们是谁、世界如何运行、可以采取什么行动”的各种观念的产物,因此不应忽视观念对政策选择的重要作用。在他看来,就比较Comparative Studies (第七十一辑)像技术创新可以放宽资源约束一样,观念创新可以放宽政策选择面临的政治约束。理论上,观念创新的这一作用可以用“政治转型边界”的移动来描述;实践中,不乏观念创新的成功案例,如英国和日本的工业化、中国的双轨制改革、南非的民主转型等等。这些例子表明,“重要的改变并不是权力和利益结构的变化,而是当权者将新的观念付诸实施。改革不是发生在既得利益者受挫的时候,而是发生在他们运用不同策略追求利益的时候,或者他们的利益被重新界定的时候”。他还分析了催生观念创新的一些重要机制,如政治领域的企业家精神、政策试验、干中学、危机、模仿和引进等。

  普林斯顿大学迪克西特教授的文章“腐败:供给侧和需求侧解决方案”可以为我们当前的反腐开启新视野,提供新思路。社会各界通常关注从需求侧——掌握公权力的政府——入手,来设计反腐制度和措施,容易忽略了腐败的供给侧——商界,尤其是在我们这样的公权力缺乏制约的国家。迪克西特指出,从供给侧入手的反腐,可以有效配合和补充政府的行动。他从制度经济学关于商界自我维持型治理制度的理论分析出发,说明了排斥规则可以发挥阻止商界成员行贿的作用。当然,把理论上有用的规则应用于实践,还需要相应的设计和配套的制度安排:首先,规则要简单明了,尽可能减少漏洞;其次,要有明确的适用范围,比如说,所有与政府寻求合作的公司或企业;第三,要有商界内部审理来制裁违规行为,并发布相应信息;第四,法庭要有能力调查并判决不实指控,以确保排斥规则获得商界的认可和尊重。最后,政府应该以更积极、更直接的方式支持和强化基于商界规范和制裁的供给侧治理,在采取措施作用于腐败的需求侧的同时,也要在供给侧发力。

  “视界”栏目讨论的是当下国内外都最受关注的两个问题:收入不平等和就业。诺奖得主罗伯特. 索洛和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曼昆对收入不平等问题有一番争论,争论的缘由就是《比较》第69 辑译载的曼昆的文章“为1% 最高收入人群辩护”。索洛批驳了曼昆旨在说明不必过于担忧收入差距的相关论点,如关于乔布斯为例的创新论,关于寻租和收入差距的关系,关于代际收入流动性、关于税收和收入再分配政策,关于公正回报等。而曼昆也对索洛的批驳一一给予了回应。同时,还有研究收入不平等的另两位经济学家——博克豪瑟与拉瑞莫尔对如何测算收入差距所做的说明。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本杰明. 弗里德曼讨论的是美国的就业问题。他认为,美国的就业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周期问题,而是一个与技术进步相关的问题。随着劳动节约型技术的革新步伐在加速,经济体对劳动力的需求日益走弱,技术革新还使美国的就业岗位越来越离岸化,无就业复苏的特点日益明显。更糟糕的是,这种技术偏向性经济发展还加剧了收入不平等。不过作者认为,虽然解决就业问题是美国的严峻挑战,但当务之急是让美国经济重回产出扩张和家庭生活水平提高的良性轨道。

  “前沿”栏目是国际清算银行货币和经济部主任克劳迪奥. 博里奥关于金融周期和宏观经济分析的文章。博里奥认为,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表明,应当把金融周期纳入宏观经济分析,这对理解经济和设计政策都至关重要。为此,将金融周期作为相对独立于商业周期的现象独立出来,并且根据信贷和地产价格的波动给出了测量方法,考虑了在宏观经济模型中真正融入金融周期影响的要点,抓住了金融部门在经济中的特殊性以及通过资产负债表变化对商业周期的决定性影响,并根据金融周期的时间提出了更有效地应对金融周期所需的政策调整。在谈到政策应对时,他指出,审慎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需要毫不动摇地关注中期。基本原则是在金融繁荣期建立缓冲,以便在崩溃期加以利用,并稳定整个金融体系。如果金融崩溃导致严重的资产负债表衰退,政策就需要直接解决资产负债表修复问题。最优先考虑的是要巧妙地设计政策组合,以鼓励和支持基本的资产负债表调整,而不是不明智地延迟调整;要优先防止存量问题演变成持续而严重的流量问题,对支出和产出产生向下的压力。要认识到传统财政扩张政策和长期宽松货币政策的局限性以及可能对其他国家产生的溢出效应。

  罗高夫和莱因哈特的文章也是讨论金融危机和政策应对问题。他们分析了历史上100 次系统性银行业危机后的实际人均GDP 数据,认为危机的主要成本是复苏的缓慢性和长期性。收入回到危机前水平所需时间的均值为8 年,中位数为6.5 年。自次贷危机伊始已有五六年之久,在12 个发生系统性危机的经济体中,仅有德国和美国的人均收入回到了其2007—2008 年的峰值。要加快复苏进程,发达国家政府需要采取过去数十年新兴市场才会采取的措施,其中包括债务重组与转换、更高的通胀水平、资本管制和其他类型的金融压制。

  在法和经济学栏目中,卡内基梅隆大学克莱教授和斯坦福大学经济史教授赖特讨论了美国加州淘金热中的矿区和产权问题。法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在缺乏有效法律依据的情况下,矿区守则解决了采矿过程中的产权问题。但是,两位作者通过一个简单的博弈论模型以及对矿区法律数据库的分析,认为淘金热中的矿区守则并不是单纯的私人产权实施机制,而是在产权开放准入的情景下对不可再生资源的一种管理制度。本文的讨论对我国各种矿产资源的管理和产权界定有借鉴意义。

  在“改革论坛”栏目中,黄海洲等人讨论了城镇化中的住房问题。他们以住房制度设计的三个最核心要素:地权、房权和税收作为分析框架,分别对不同市场类型(商品房市场和保障房市场)和住房类型[ 商品房、租赁房、经济适用房(含两限房)、廉租房] 进行分析,并提出了住房制度的设计方案。

  “金融论坛”栏目是两篇讨论危机后金融业发展和监管的文章。“确保建立负责任的金融行业”一文回顾了金融危机以来的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监管政策,并指出建立负责任的金融行业依然面临一些持续性的重大问题,包括金融体系仍在不断增长的复杂性;矛盾的国内监管和国际监管;对量化宽松政策的依赖;偏好债务的会计和税收政策;“逐利的”大型全球资金池;以及急功近利的赚钱文化。银监会李文泓的文章则从监管规则的简单性、可比性与风险敏感性出发,探讨如何确保监管规则的有效性。■

版面编辑:邵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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