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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建立负责任的金融行业

来源于 《比较》 2014年第2期 出版日期 2014年04月08日
迪奇雷基金会

一、概述

  市场对经济复苏具备一定程度的信心,不仅是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最糟糕的时期已经过去,而且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促进银行资本和流动性增长,避免过度杠杆,加快经济复苏。然而,政策的落地仍是主要的问题。此外,在危机对经济增长和财政赤字造成的严重伤害消退前,以及金融系统自身能够通过向个人和企业放贷真正促进经济增长前,就认为经济已适度复苏还为时尚早。如今全球经济正不健康地依赖于量化宽松政策所带来的货币“海啸”。

  在监管层面,虽已取得一定进步,但对缓冲的定义和标准(如资本和流动性比率)仍不明确,不同管辖权下金融监管存在巨大差异。这反映出一个重要问题:金融机构的监管仍然主要是单个国家主导,但是金融机构在操作和管理上呈现不断增长的全球性。国家主权曾是金融监管发展的主要驱动力,而如今国际协调已成为最紧要的任务。此外,国与国之间不均衡的实施情况也会造成分歧。

  这同样影响了大型国际性银行的破产处置。拆分大银行或者将零售银行与其他银行业务分开,多数金融从业者认为采取此类结构性改革并不必须和明智——而应由市场和多样化经营承担保护存款者的工作。

  恢复市场对银行的信任和信心不可能一蹴而就。银行尤其是与客户更好的沟通无疑能有所助益,银行的实际行动和良好的道德实践则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但过高的薪酬和对危机的错误缺乏明确的问责是造成目前银行不得人心的重要因素。

  我们有能力预测和避免下一次危机吗?我们的目标不应该是把所有风险规避在体系外。危机难以避免,应对的关键在于能否快速锁定发生了什么,能否快速采取正确的行动以及金融体系是否有足够的恢复能力。有理由认为我们比之前准备更为充分,但绝不能因此自满。

  尽管我们在一些领域保持谨慎的乐观态度,但仍发现了一些持续性的主要问题:

  ——金融体系不断增长的复杂性;

  ——矛盾的国内监管和国际监管;

  ——安全退出量化宽松;

  ——管理“逐利的”巨大的全球资金池;

  ——以及急功近利的赚钱文化。

  金融发展很可能再次令人吃惊,如今我们的最大恐惧是,在资产价格泡沫以及个人和机构过度杠杆化的情况下不可避免的利率上升可能引发的结果。

二、主要内容

  (一)危机过去了吗?

  导致2008年金融崩溃的问题是否得到了解决?答案取决于如何认定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是不可靠的金融产品、全球失衡、过度杠杆化、有缺陷的银行模式或者仅仅是因为贪婪?如果认为不可靠的金融产品或过度杠杆化是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那么可以乐观地说解决这些问题的工作进展顺利。倘若认为是其他原因导致危机的爆发,则需对相关问题给予持续关注。

  关键是自2008年以来实施的大量监管和改革工作已经为修正主要的技术问题打下了基础。最冒险的产品已经被驱逐出市场(尽管资产证券化正卷土重来,这一次金融系统会更稳健吗?),新的资本和流动性要求使得在危机前普遍存在的杠杆率过高难以再现。这些措施并不足以避免下一次危机的出现,但能让金融行业在危机发生时更好地应对问题。

  令人担忧的是,全球失衡已发生了本质上的改变,但并未向好的方向发展。在某些方面甚至比以前更糟。一些在危机时被认为是太大而难以管理或不能倒的银行如今由于市场整合甚至变得更为庞大。尚不清楚某些机构存在的以过度风险交易来换取高回报的文化是否真正改变。所以说,一些潜在的主要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不管我们是否能更好地避免或应对下一次危机,我们至少从上一次危机中恢复过来了吗?答案似乎是肯定的。金融市场再次开始运转,即便是在欧元区,眼前的危机感也已经消退。金融机构间的信任得到很大程度的恢复,资产负债表得以巩固加强,并且整体的恢复力有所增强。

  然而,这样的乐观只是基于狭义上的经济复苏。我们离恢复到一个稳定可靠、能促进经济增长的金融体系尚有一段距离。经济危机对大部分发达国家的伤害很大,导致其经济增长停滞、财政恶化。大多数主要的发达经济体目前的经济规模还远低于危机前,即便是情况最好的国家,经济增速仍十分缓慢。许多市场仍缺乏能助力投资和帮助中小企业的生产性贷款。多数国家的财政巩固和去杠杆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不能说经济已经真正意义上复苏。此外,我们仍不清楚最终切断大量廉价的中央银行资金将会产生何种影响。

  以量化宽松政策为代表的货币“海啸”仍大量袭来,尤其是近期日本做出的政策调整。没有人真正知道这已经并正在对实体经济产生何种影响(例如未来是否会出现通货膨胀),而不久之后当资金的“水龙头”最终关上又会造成什么影响。美联储此前关于削减量化宽松的讲话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对新兴经济体影响更甚,这显示出金融体系中存在深度不健康的问题。对低息货币成瘾的情况令人担忧,其结果会造成金融体系中的资产价格泡沫。刺激性货币政策为结构改革赢得时间,但并不能代替改革,若处理不妥当很可能会延迟改革进程。

  (二)监管和监督

  大多数专家认为金融危机以来实行的监管措施有助于解决金融体系先前存在的缺陷。正在实行的资本和流动性要求应该可以防止过度杠杆化、加强机构恢复力。然而,如何落实这些要求是一个难题,不解决这一问题可能会潜在地削弱政策效果。我们现在完全不清楚哪个缓冲是最重要的,并且规则太过复杂。在资本充足率的“篮子”里放太多“鸡蛋”是有风险的。真正的问题是应如何对政府债务进行分类——银行的投资组合中主权负债过多,尤其是在欧洲。最重要的是,不同的管辖权之间的规则存在很大不同,例如,怎样的资产可以被定义为资本。因而,我们并不清楚对银行的要求是什么,也不清楚提出何种要求可以达到想要的效果。

  更大的问题是,被监管的国际金融机构和监管它们的国家监管主体之间存在监管错配。考虑到国家主权的影响以及缺乏推动监管国际化的意愿,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不简单。开展国际协作是显而易见的答案,但存在局限性。

  在危机发生的早期,当我们正面对系统性崩溃时,G20作为合作的中心有效地运作。每个经济体都看到同舟共济的必要性。但当危机消退,基于生死存亡建立起来的纪律就被削弱了,国家之间的差异再次突显。在多极化的世界中,没有一个国家有足够的规模和统治力来制定其他国家必须遵守的规则和标准。系统正加速分裂,我们并不清楚G20或者金融稳定委员会是否有意愿或影响力重建纪律。

  破产金融机构的处置问题值得关注。有这样一个著名的论断:生于全球,死于本国(Global in life,but national in death),这表明全球化经营的金融机构在面临破产时,由母国监管当局负责处置。我们并不清楚哪个国家会作为带头人,其他该机构经营布局的重点国家又是否会跟随。据了解,由于各国监管当局更愿意保留自身权力,国际和国家层面监管机构、标准制定者之间存在激烈的监管权力争夺。

  监管当局能否胜任监管工作、实现监管目标也是讨论的重点之一。例如他们有足够的经验丰富的员工吗?他们有能力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深入被监管机构表象发现问题吗?答案并不总是肯定的。同时,人员配备较少的监管机构和拥有专业律师团队并不断从监管机构挖角的大型银行之间人力资源差距巨大,并且仍在不断扩大。

  更广泛的问题是,监管机构是否正在忙于解决本次金融危机产生的各种问题,而未聚焦于可能出现的下一次危机?尽管这只是少数人的观点,但有人担心监管机构可能过分限制有益的商业活动,而没有真正解决一些潜在问题。“一刀切”的方法很吸引人但是作用甚微。

  压力测试的价值值得关注。通常的观点认为这是一个好方法——可能称得上金融危机中涌现的最佳创新。但它能否发挥作用取决于其具体结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garbage in,garbage out)。通常认为,美国的压力测试比欧洲更为严格,这也印证了更多与会者怀疑一些欧洲的银行仍隐藏着严重的问题。一般而言,美国所采用的紧急、快速和大规模的清理银行的方法,看上去比英国和欧元区有选择余地的方法更好。

  成功还需要规则的积极执行,有效的监督和良好的监管同样重要。如果不采取后续行动,而仅仅关注系统中的弱点是不正确的。

  另一个广泛讨论的问题是,是否需要进行更多的结构改革来解决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许多人指出一些银行在危机发生时被认为太大而无法被允许破产,如今这些银行甚至更大、更具市场统治力。目前不仅没有解决银行大而不倒的问题,还由于政府陷入财政困境,存在银行太大而政府无法救助的问题。一些人认为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我们似乎缺乏政治意愿来解决这一问题,即便这些主要大银行中的某个陷入困境,也很难找到采取必要行动的政治意愿。另一些人认为简单的方法无法解决问题。一些主要的金融机构不可避免地因太大且具有系统重要性而不被允许破产。因此,应确保尽早处理其弱点和风险,避免出现破产问题。一些监管机构坚持采取的模拟破产方法似乎在这方面发挥了作用。

  所有这一切都与金融行业的性质广泛联系在一起。金融行业最根本的目的在于有效优化配置资金和储蓄,造福个人和企业,但这个目的常被遗忘。“普通”银行是否应被视为为个人和公司提供实用服务的机构,从而进行相应的区别对待和监管,包括将其与更多投机性/高风险的金融市场行为分隔开来?

  沃尔克、维克斯、利卡宁以及其他类似的提案要求拆分大银行,或者将零售银行与投资银行分开,但这对问题的解决既非必要也难有效。存款人的资金应当受到保护,但是银行和广阔的金融市场是紧密联系的,难以被人为地分隔。不少参会者为全球性银行模式进行辩护。总而言之,错误的措施可能简单地将更多金融活动转移到基本不受监管的影子银行中。一些对冲基金已经太庞大而存在系统性风险。促进大银行的多样化,而非拆分银行,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如果目前采取的步骤得到进一步推动,并能够系统地、积极地贯彻实施,那么市场和监管力量将会把风险过高的行为从银行体系中驱逐出去。

  另一些人认为与金融业提供的中介服务相比,金融业规模存在比例失衡,如美国金融行业占美国经济的10%。一些金融市场如外汇市场,交易规模和交易量远远大于日常国际业务所需,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投机和与实体经济需求无关的行为。在交易行为有益于社会,并与合理的利润相适应的情形下,“银行业务应该是单调的”。因此,银行需要更多的结构性改革来降低下一次危机的风险,金融市场本身也需要更多的结构性改革。但这些都还未发生。

  投资银行业务的投机风气正越来越多地渗透到传统银行业务中,这一现象受到广泛批判。没有理由表明类似交易大厅里的激进心态已经不存在了。

  影子银行的“幽灵”正笼罩着全球金融体系。考虑它的规模和范围,一些人认为监管机构必须更关注影子银行。如果风险被简单地推入更黑暗的角落——影子银行,整顿被监管的机构就显得意义不大。另一些人意识到了风险,但反对过度监管限制传统银行竞争。好的方面是,在危机造成的传统银行借贷缺乏的刺激下,新产品和新理念正在出现,例如,尽管份额相对较小但正在有效增长的公众小额集资(①融资者往往借助于互联网上的公众小额集资平台为他的项目向广泛的投资者融资,每位投资者通过少量的投资金额从融资者那里获得实物(例如预计产出的产品)或股权回报。)和P2P借贷。

  (三)重塑金融体系信任

  会议对重塑金融业信任和信心给予高度关注。危机初期的特征是金融机构之间缺乏信任,这几乎酿成了大灾难。更高的资本充足率、更高的透明度,以及广泛的资产负债表整顿使得情况有很大改善。但问题并未完全消失,从人们对一些包括大型银行在内的欧洲银行所持的怀疑态度可见一斑。

  我们在恢复公众、媒体和政府对金融系统的信任和信心上花费了大量时间。缺乏对金融业的信任和信心并非全球性现象,更多出现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与金融危机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密切相关)。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大多数金融机构的声誉并没有受到损害。所谓的全球危机实际上并非全球性的。

  我们也注意到,在那些遭受金融危机严重打击的发达国家,声誉不佳的银行家被列入了不受好评的职业组织当中,与政客和记者齐名。过去受到尊重的机构和职业丧失信用不仅仅是金融行业所面临的问题。此外,调查显示,虽然很多国家的民众像英国一样对银行家整体持怀疑态度,但他们仍倾向于相信自己国家的银行和银行经理。这表明,对金融行业许多尖刻的反对声音是由媒体和政治舆论造成的而非个人经历。

  信任和信心两者存在差别,信任是基于对系统以及操控它的人的信赖,而信心是不需要喜欢或必须相信操作者,只是基于你相信其对系统的客观控制不会令你失望。信心或许比信任更容易重建,尤其是如果大部分人继续相信他们的存款是安全的。我们也借用军备控制中的一个等式,信心=信任+验证。如果信任少,则需要更多的验证,验证的形式包括更严格的监督、更多的压力测试和更多的合规律师。

  对于上述观点的重要性程度存在不同看法。有观点认为银行家从来不曾也不可能受到欢迎,因此,寻求更高的民调支持率完全是浪费时间。银行家应当继续做好本职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将有助于改善他们的形象。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银行家应积极行动赢取民众信任,这是因为基本信任与信心的缺乏可能威胁商业发展和经济恢复。高效的经济体需要高效的银行和银行体系。大多数人受益于抵押贷款才能拥有自己的住房;如果没有高效的银行系统帮助,商业就无法正常开展。银行家应当抬头挺胸地向社会展示他们的价值。尽管政客们更倾向于迁就民众意愿,但他们也应当让公众了解银行的重要性。每个人都需要银行,并受银行行为的影响。

  最初的不信任从何而来?除了银行家们因其而备受指责的危机本身,还要强调两个基本因素:报酬和问责。大多数人认为银行家个人薪酬过高,比其他职业高出许多。这很大程度上加剧了美、英等国的收入不平等。银行家与高收入的体育明星或IT企业家一样,其高薪是基于特殊的技能和才干,这样的说法能让民众对他们更具容忍度,但并不足以使民众信服。

  此外,对金融危机负有责任的银行家们很少有人因自己的错误行为而受到惩罚,但是这场危机却让许多普通民众失去工作和富裕的生活。事实上,没有银行家因此而受到起诉或者入狱,即便是那些失业银行家也很少会面临生活窘困。而救助金融机构的巨额资金花费的是纳税人的钱:利益是私人的,损失却是公众的,这样的逻辑站不住脚。

  相比大西洋彼岸的国家,欧洲的参会者在这些方面表现出更多的担忧,尤其是薪酬问题,但各国对于这些问题的关注有着广泛共识。然而,大多数人认为,无论是哪个问题目前都没有直接的解决方法。考虑到人才的全球化,立法限制薪酬上限似乎不是一个有效的办法。金融业的报酬可能继续保持高位,因为即便是金融交易的一个极小比例也能产生大量的资金。将自救费用考虑在内的奖励机制提供了正确的激励,有利于解决上述问题。

  此外,银行家与其客户的良好沟通也十分重要。但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有人提到银行家花费了30年时间才洗清1930年经济危机的污点。随着监管机构不断跟进,关于银行家们在此次危机中的不当行为的负面故事,如操纵LIBOR、伦敦鲸事件,也一定会不断出现。

  (四)避免今后的危机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能否避免或者至少能更妥善地应对未来的危机?大多数观点认为金融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它们会不时发生。很难预测下一次危机从哪里来,但经验表明它可能会出现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群体思维(①群体思维是指从众压力迫使群体对不寻常的、少数人的或不受欢迎的观点得不出客观评价。)使市场相信他们在经济崩溃前已经学会如果处理风险,很难说我们是否比之前更少受群体思维影响。但是风险无法被彻底消除,因而相比对危机的预测,问题的关键是危机发生后的早期诊断,快速的补救措施,以及最重要的金融系统恢复力。

  那么,目前的监管体系是否合格?谁最能胜任指明问题的工作?大部分观点认为对市场的监管已取得很大进步。美国成立了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SOC),聚集来自不同机构的专家以提升跨部门的监管合作。设立FSOC是一项有效的举措,若其能整合多头并立的监管机构则是锦上添花,但FSOC属于研究、咨询性机构,并没有相应的监管权。在国际上,金融稳定委员会(FSB)也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平台去发现正在出现的问题。但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市场上的交易员会比其他人更早发现问题。

  发现问题时快速、果断地采取行动的能力,以及金融体系吸收、解决冲击的能力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与上一次危机相比,我们在上述两方面都有一定程度的提升。若情况属实,下一次金融危机将不会像最近这一次那么具有毁灭性。有观点指出,美国以及全世界的房地产市场仍存在巨大隐患。此次危机的核心问题是住房抵押贷款这一最简单的金融产品,那些糟糕的缺乏透明度的住房抵押贷款本不该被允许发放。政府对此也负有一定责任,因其出于政治原因鼓励了高风险的住房购买行为。这一切很可能再次发生。此外,当未来利率上升时,许多国家可能爆发个人债务问题。

  不幸的是,多数政府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已经没有可以调动的财政空间,在这方面我们现在的处境比2008年时差得多。政府在2008年以及随后进行的大规模救助很难重现。安全网已经不复存在。此外,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已过度膨胀。因而,如果我们很快要面临另一场系统性危机,则需要寻求新的解决方法,如强化自救工具。但这恐怕还不足以令我们能坦然面对下一次危机。

  (五)重大问题

  我们认为还存在下列重大问题:

  复杂性。金融市场的巨大规模使得发生的一切变得难以理解。先进的技术和电子化交易使事情变得更为复杂。高级管理人员无法理解晦涩难懂的衍生产品和市场,是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他们发誓将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发生。但能否做到还是未知数,有部分产品和市场只有经验丰富的交易员才能真正了解。如果高级管理人员无法紧跟这种趋势,难以管理复杂的产品和交易,那么董事会也无能为力。在更基本的层面上,我们对现在的监管人员能否有效处理复杂的金融产品和交易也持怀疑态度。复杂性同样意味着向普通民众阐述金融行业情况变得更加困难。

  文化。在很多地区,贪婪文化并没有得到改善,而这恰恰产生了过度冒险行为、额外利润和额外报酬。这并不是监管者甚至公众的意见就轻松改变的。道德标准看起来难以发挥作用。良好的经营也同样重要。金融从业人员如果只为了赚快钱,而不顾他所供职的金融机构的长期生存和繁荣,以及为消费者提供真正有用的金融服务,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无法解决。对此我们已采取了更多防范措施,但仍然有很多人不管不顾。

  国家VS国际。本质上,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和监督正越来越具有国际性,许多与会者对国家层面监管规则和监管措施的差异性表示担忧。我们尚未建立有效的机制,使得如IMF或金融稳定委员会这样的国际组织可以对未采取正确措施的国家提出警示。这一机制的缺失存在很大风险。对此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法,需要我们加倍努力解决混乱局面、促进协调合作。

  规模巨大的资金。大量资金在全球金融系统中横冲直撞造成了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量化宽松制造出了货币海啸。没有人知道一旦停止注入资金、利率不可避免地上升会造成何种影响,但这无疑存在巨大风险。更基本的是,全世界的巨大资金池,包括养老基金、保险基金、投资基金等都在疯狂地寻求收益。资金总量还包括缩水的全球GDP。哪怕是巨大资金池中极小的动作都可能造成极大影响。讽刺的是,这些寻求收益的资金却未能与全球对基础设施投资的渴求相对接。确保更多真正的风险资金的有效运用,我们还应该做得更好。

  会计和税收政策。尽管对此研究不多,但我们注意到许多国家的税收政策对债务的偏好胜于股权,这起码是不恰当的。不同的会计准则对偿债能力的理解可能存在巨大差异——按市值计价(①按市值计价是指金融机构根据当时同一金融产品或相似产品的市场价格来作为金融资产估值入账的会计方法。)(Mark to Market)绝非万能之策。若要实现真正的整合,则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彻底的研究。

三、结论

  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越贴近金融行业和金融系统的人,对前景越乐观。如果金融实践者真的最了解金融系统,那么上述情况令人安心,但历史告诉我们对此应谨慎对待。但这起码说明金融系统内的人正努力向我们传达正在发生的真实情况。然而,无论是金融从业者还是普通民众,我们都有可能是金融复杂性的受害者。■

  本文出自迪奇雷基金会(Ditchley Foundation)于2013年9月20日至22日举办的国际会议。迪奇雷基金会由大卫·威尔斯(David Wills)于1958年在英国创立,旨在推进国际交流学习,为跨大西洋和其他地区的专家共同探讨国际问题提供平台。1964年和1981年,美国和加拿大的迪奇雷基金会相继成立。迪奇雷举办的会议旨在寻求国际共同关注的复杂问题的解决方法,促进更精准的决策制定,加深对全球问题的理解,以及推动更为有效的国际交流。迪奇雷基金会不仅仅是一个智库,其已成为在国际事务和全球决策制定领域广受尊敬的组织之一。

版面编辑: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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